花地嘴遗址所出“新砦期”朱砂绘陶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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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地嘴遗址所出“新砦期”朱砂绘陶瓮研究花地嘴遗址位于巩义市站街镇，属于广义的天下之中——洛汭地区。经过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我们在这一遗址有相当重要的发现注释[1]顾万发、张松林：《巩义花地嘴遗址发现“新砦期“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十八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3年。，尤其是近来发现的一对朱砂绘陶瓮，造型完整，图案奇特，价值颇高。一、出土情况简介朱砂绘陶瓮出土时已是碎片，分别散落在相距颇近的东西两个灰坑中，其中西面的一个为长方形，东面的一个为近正方形，并有火烧的迹象。经过复原，我们发现这两个陶瓮都有器盖，器盖上也有朱砂绘图案。与朱砂绘陶瓮残

2、片共存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其它陶器碎片，那些陶器制作的非常精致，主要有延续本地龙山文化风格的鼎、罐、瓮、钵、甑，具有东方龙山文化风格的瓮、鬶、三足盘、豆、甗、单耳环、平底盆，具有西方关中、晋南有关文化风格的斝、簋、蛋形瓮，豫西南、鄂西北龙山文化风格的盉等。另外，属于同一个体的陶片及朱砂绘陶瓮残片分别发现于两个灰坑中，显然表明两个朱砂绘陶瓮的使用时间和两个灰坑的埋藏时间是基本相同的。二、材料介绍朱砂绘陶瓮1（图一）：完整，编号03HZT57H144:1，陶瓮本身及器盖均为泥质，褐红陶胎，器表褐灰；器盖钮顶略尖，盖顶较平，盖壁较直，近盖顶处有两条明显的凸棱，盖顶上均匀地用朱砂绘有4

3、个圆，盖壁中间位置的外缘绘有一条宽带，盖壁下端外缘加厚；陶瓮本身为子母口，双横宽带耳，瓮腹外鼓略垂，向下渐收为假高圈足；陶瓮上端用朱砂绘一神兽面，神兽面下端与两耳上端连线平行，在两耳下端，还有一朱砂绘宽带；两耳所在宽度的器表有一周二方连续三角形纹，每个三角形内以右倾平行线填充；陶瓮口径23厘米，高41.5厘米，底径13.8厘米，厚0.6～0.9厘米。朱砂绘陶瓮2（图二）：完整，编号03HZT57H145:1，陶瓮本身及器盖均为泥质，褐红陶胎，器表褐灰；器盖钮顶略突出，盖顶较平，盖壁较直，近盖顶处有一条明显的凸棱，盖顶上均匀地用朱砂绘有六个圆，盖壁中间位置的外缘绘有一条宽带，

4、盖壁下端外缘加厚；陶瓮本身为子母口，双横宽带耳，瓮腹外鼓略垂，向下渐收为假高圈足；陶瓮上端用朱砂绘一神兽面，神兽面下端与两耳上端连线平行，在两耳下端，还有一朱砂绘宽带；两耳所在宽度的器表有一周二方连续三角形纹，每个三角形内以右倾平行线填充；陶瓮口径24.5厘米，高40厘米，底径12.8厘米，厚0.6～0.9厘米。三、朱砂绘神像图案结构说明朱砂绘神像图案1：双目近方形；双目上端线向两端延出，并与附近朱砂线带构成展开的内弯两腭，鼻端及上腭呈倒“介”字形；器盖实为其冠，即相当于神像中常见的“介”字形[2]邓淑苹：《晋陕出土的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论

5、雕有神祖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天盖冠。神物与陶瓮的整个造型与二里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介”字首兽面纹绿松石镶嵌牌饰或彩绘牌饰一致。朱砂绘神像图案2：双“单旋符”形目；倒“T”字形鼻；鼻子上端有一倒近似三角形；眼睛符号的外边为树叶状的造型，可以视为两颊或鬓；同朱砂绘神像图案1一样，器盖实为其冠，即相当于神像中常见的“介”字形天盖冠。神物与陶瓮的整个造型与二里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介”字首兽面纹绿松石镶嵌牌饰或彩绘牌饰同样一致。四、文化因素分析1.神像（1）来源就现在的考古材料而言，目或瞳以方为主形的现象最早出现于湖南

6、高庙文化的高庙遗址的有关图案中[3]参见贺刚：《中国史前艺术神器的初步考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时代次之的应为山西黎城戚（图三：2）[4]1980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著的《山西出土文物》图61。邓淑苹：《晋陕出土的东夷系玉器的启示》《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5期。刘永生、李勇：《山西黎城神面纹玉戚》（复印件）。。类似的材料还有沙可乐刀（图四：5）[5]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图四十四及图七：3，《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3、4期连载。、圣路易戚（图四：4）[6]拓黄濬：《古玉图录初集》一卷，尊古

7、斋，北京，1939年，第7页。Childs_Johnson，Elizabeth，Ritualandpouwer：JadesofAncientChina，illus，83，ChinaInstituteInAmerica，1988.Dragons，Masks，AxesandBladesfromFourNewly_DocumentedJade_ProducingCulturesofAncientChina.邓淑苹：《论雕有东夷系纹饰的有刃玉器》，图七：5芝加哥美术馆藏玉神[7]林巳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