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金文学与诗经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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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 陳致關於金文學史的研究，學者如王國維、容庚、趙誠、裘錫圭等先生皆有專門論著，見本文中所引。而關於詩經學史的研究，近年來也出了不少專門著作。而二者結合起來的研究，尚可謂「史之闕文」。本文認為金文、小學、《詩》學這三方面的研究，在歷史上曾經經歷了由平行發展而相互接合的過程。自宋代金文學興起，到晚清古金文學全盛時期，金文的考釋對於《詩經》文本研究的影響可謂深遠，特別是自嘉慶初到清末這段時期，清代學者，無論是金文學家、小學家，還是《詩》學家，很多人都曾肆力於此，且刱獲甚豐。這些成果，在大部分被繼承的同時，古代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有一部份或被後人忽視，

2、或被人遺忘。由於迄今尚沒有一部研究古金文學與《詩經》文本研究的專門文章著作，忽視和遺忘似乎在所不免。本文試圖描述古金文學的興起、發展以及晚近文字學興起以前古金文學研究對《詩》經經文考釋的貢獻，及其發展過程。一、清以前的金文釋文及《詩經》文本的利用商周時代，所謂「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傳．宣公三年》），銅器乃為禮器重器，非簪珥者不能擁有和使用。阮元（1764-1849）臚列三代彝器之用為八事，曰立國以鼎彝分器，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以小伐大而取為重器，述德儆身之銘以為重器，自矜之銘以為重器，鑄政令於鼎彝以為重器，或曰王綱廢墜，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

3、器共存亡輕重者。[1]終周之世如此，商代更是如此。龔自珍（1792-1841）〈說宗彝〉復列彝器之用為十九事，更為詳盡：曰祭器、養器、享器、藏器、陳器、好器、征器、旌器、約劑器、分器、賂器、獻器、媵器、服器、抱器、殉器、樂器、儆器、瑞命。[2]所舉無非君公大夫之事。自士大夫以上，凡盥藏飧享，罔不取用。三代彝器之用，可謂廣泛矣。然三代彝器銘文之研究，晚至趙宋一朝，始臻於盛。王國維云：「古器之出，蓋無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於郡國山川者，雖頗見於史，然以識之者寡，而記之者復不詳，故其文之略存於今者，惟美陽、仲山父二鼎與秦權、莽量而已。」[3]除王國維說的美陽、仲山父二鼎以外

4、，載籍中所見有銘文之銅器，尚有如《左傳．昭公七年》所記正考父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禮記．祭統》中之衛國孔悝鼎，其銘文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彛鼎。」[4]將銘文內容與後來發現的銅器銘文比對，大體不差。其後，漢代宣帝時，扶風美陽出古鼎，

5、張敞識古文，釋美陽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5]其事見《漢書．郊祀志》，從所載銘文來看，可能不是銘文的全部。此後，東漢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父鼎，事見《後漢書．竇憲傳》，云：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車騎將軍竇憲伐單于，大敗之稽落山。憲登燕然山勒石紀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6]《後漢書》中所記仲山父鼎銘文，不知是否全部內容。據史傳所記，其後有銘銅器，代有所見。如南朝宋元嘉廿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42字。（《宋書．符瑞志》）唐貞觀廿二年，遂州涪水中

6、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阮元以為銘文不全。開元廿一年，眉州獻寶鼎，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饞鼎，獻上。[7]王鳴盛引閻若璩的話，以為宋以前的金石文研究，僅王肅據子尾尊、劉杳據齊景公尊、孟康據玉琯、張晏據伏生碑、晉灼據黎陽碑、傅宏仁據齊胡公銅棺題字、顏之推據秦權銘七事而已，他無所見。[8]其說並不準確。故王又舉十一事。以上所列，僅是史傳中所見者，已不止閻若璩所說的七事。史籍中記錄下來的幾段金文釋文，以文例來看，與後來發現的金文辭例相類，張敞等古人的釋讀應該大部分無訛。清代以前的金文研究，主要

7、是在宋代。咸平三年（1000），乾州獻古銅器曰史信夫甗。《金石錄》卷11載：「案《眞宗皇帝實録》：『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詔儒臣考正。而句中正、杜鎬驗其款識以為史信父甗』。」其銘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鬵甗。期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9]其後，銅器不斷發現，祕閣與太常所藏商周銅器日豐。自北宋初始，青銅器銘文的著錄不斷纂編成書。據宋翟耆年《籀史》所記，參之以《金石錄》諸書，按其編纂的時代，今粗列如下：(1)     徐鉉《古鉦銘碑》1卷（佚）。叙云：「建陽有越王餘城，城臨建溪。村人於谿中獲一器，狀如鐘，長八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