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文艺理论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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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现代性的多重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凡编者按为深入总结我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强化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本刊与海南大学于2000年1月6日至8日在海南省共同举办了“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会议围绕现代性问题的缘起、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类型、审美现代性以及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等展开激烈讨论。在此,我们将部分与会学者的发言整理发表,希望对建设有中国独特视角和问题的文艺理论有所启发。西方人围绕或针对现代性问题,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曾有过三波较大规模的讨论,先后发生于20—30年代、60—70年代,以及80年代至今。从表面看,这

2、三波讨论的重点各各有别,它们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仍有暗中沟联的线索。大体说来,头一波在文艺圈里讨论现代主义,很专业,也很封闭;第二波大谈后现代主义,从文艺、文化一路争吵到哲学领域,热闹非凡,却没有结果;直到最近的第三波,才把现代性命题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将它置于一个多维学术空间,并使之与先前讨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发生重要关联。下面简单列出这三波讨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代表人物。1.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讨论本世纪首场有关现代性的争论,并未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而是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作为西方文学派别或艺术潮流,现代主

3、义已有一百多年历史。通常从1857年算起,即文学史上同时出现波德莱尔《恶之花》、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那一年。有关现代主义文艺的系统研究,尤其是针对它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主要是本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第一波研讨高峰为30年代,主要在欧美左翼批评界内部展开。其中卢卡契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最为有名;另外,我们需要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他们有关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的理论探索,对“文艺现代性”问题具有开启意义。1.后现代主义论战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文艺批评界掀起第二轮争论,争论主题由“现代主义衰竭”转向“后现代主义崛起”。当时的青年反叛批评家

4、如巴思、菲德勒、桑塔格等,纷纷宣扬“小说终结、文学疲竭、反对阐释”,从而—5—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引起他们的老师辈,即纽约文人集团的惶恐不安。身为现代主义文艺制度的监护人,屈瑞林、欧文·豪和丹尼尔·贝尔等先后出战,将其对后现代文艺(又称“反文化”)的批评,推向更宽广的文化批判领域。这场激进与保守的鏖战久拖不决,反倒给后现代问题增添了神奇魅力,以及一种学术研讨的“合法性”。70年代后期,后现代幽灵开始大范围扩散。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美学,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理论,以及一批欧洲学者的介入(如英国的戴维·洛奇和荷兰的杜威·佛克玛等),都为这一命题的深入作出了贡献。关

5、于这场美国文艺圈内长达十余年的热闹论战,在座的文学教授比较熟悉,我不细说。关键在于,由于批评家解决不了自己领域的问题,他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焦点,日益指向文艺理论背后更幽暗的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层面,这就造成论战逐渐由文艺转向哲学,由美国转向欧陆。1.现代性的多重阐释转移的中介人物,恰是一位大胆涉足后现代文艺与文化问题的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贝尔是美国自由派文化旗手屈瑞林的朋友与同盟。他于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年之际,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强烈谴责后现代文艺造成的混乱局面,藉此提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相互冲突”的矛盾理论,进而从保守立场出发,要

6、求规范文艺,重建信仰,恢复秩序。贝尔的上述立场,不久就遭到欧美左倾思想界的积极回应。1980年9月,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发表重要论文《现代性:一项未竟工程》,点名批驳贝尔的“老保守观念”,以及福柯、德里达等“法国年轻保守派”的反现代立场。1981年3月,哈贝马斯亲自前往美国纽约大学,就该题再度发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的现场演讲。此举标志了现代性讨论的国际化与多学科化。这个特别题目,从此也成为欧美学界领袖人物的较量与争夺目标。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是:(1)人们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议,通常与现代派文艺有关。从哲学层面讲,这仅仅涉及到现代性问题的一个侧面,即美学现代性,或文艺/文化的现代

7、性。而要认清和解决当下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我们必须扩展视野,追根溯源,从头研究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复杂含义。(2)在欧洲启蒙大师那里,现代性原本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设计,它严密精致,和谐有序,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光辉。至少,它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依照韦伯的经典表述,这个理想社会将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它们分别由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艺术(表达)理性所支配。三种理性彼此默契,协调运转,构建起一个完美的现代社会。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迅猛发展,粉碎了启蒙大师的天真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