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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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子诚教授访谈录--------------------------------------------------------------------------------【作者】洪子诚等【内容提要】刘复生（下简称刘）：“一体化”是您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您看来，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体化”的文学，这一过程在80年代开始解体。在您的文学史著作中......[1]不同层面的“一体化”刘复生（下简称刘）：“一体化”是您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您看来，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体化”的文学，这一过程在80年代开始解体。在您的文

2、学史著作中，对“一体化”的建立过程说得较为详细，至于解体，则不是太充分，只是笼统地说开始了一个“多元化”的过程。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多元化”仍是一种受到体制高度控制的“多元化”；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新的战略和策略调整；这既是一种主动的转向，又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多元化”既是“一体化”的一种内在的要求，又是一种姿态，是“一体化”更有弹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是用更有活力的方式延伸了“一体化”的过程，使它避免刚性的破碎。当“多元化”以符合体制预期的方式展开的时候，体制保持它“不介入”的超然，而一旦逾越了必要的限度或显示了这种危险性，国家意志、体制力量会立刻做

3、出反应。所谓“多元化”，似乎跟五六十年代那种“一体化”状况，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不知对这个问题您现在怎么看。洪子诚（下简称洪）：你说的有道理。1999年北大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1997）的基础上扩展的。《概说》是91－92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上课的讲稿整理出来的。当时，我基本上处在80年代后期的学术思路和情绪当中；当时迫切地是要“解构”50—70年代的文学体制和文学形态。在80年代，研究者谈到当代文学前30年的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作家的文化性格、精神态度方面。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体制、制度，比如文学机构、刊物、出版、作

4、家经济来源、作家身份、批评和“经典”审定程序等等的问题，不能说“更”，至少是同样重要。我使用“一体化”来描述这30年的文学，有具体、确定的内容。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指为达到严格控制的制度的确立，和这种制度的具体、有效的实施；第二，指一种具有强烈（绝对）“排他性”的文学形态（当年，曾使用的概念有“工农兵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等）的出现。第三，指这种制度、文学形态的确立的“过程”性质（在《问题与方法》这本书里，我说是一种“纯粹化”过程）。也就是说，“一体化”并不否认这个时期存在复杂的文化矛盾与冲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里，

5、“冲突“的问题占有很大的篇幅，包括文学派别、题材、文类、风格等问题上。同时，“过程”....也意味着它的走向解体。这个时间，我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受到韦勒克很大影响。他认为，文学时期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综合、消失的可探索的过程。我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思路做出基本的清理的。现在，我仍觉得这种清理是有效的。但是确实存在问题。就是刚才刘复生说的，这种“一体化”在文革后解体之后的复杂状况，包括制度等问题，在文学史里面没有充分呈现。没有进一步揭示政治体制、市场体制的控制的复杂情况。这样，容易导致这样一种“虚假”的理解：文革后的中国文学进入一

6、个“自由”的，“多元”的“复兴”时期。这是80年代初许多人都有的想象。出现这个问题，一方面像李杨老师说的，我的研究存在80年代的“思想残留物”，另一个原因是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状况的研究还很不够。不过，你（指刘复生）说的80年代以来，在“一体化”问题上没有根本变化，基本上还是一样的，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不同。体制的控制当然存在，经常还是强有力的；但是也有实际上难以控制的时候和领域，或者说已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空隙。当然，控制与“放松”的配合与交替，也是80年代以后的掌控策略。在这个问题上，我倾向于不把“一体化”这个概念作抽象化的理解。比如有人说，“一体化”实际上

7、从五四就已经开始了。这当然也对，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在建构一种排他性“新文学”，排斥其他的文学形态，包括通俗文学。不过，在使用同一概念的情况下，更需要的是对具体内容做出解释。五四时期的那种“一体化”，和“十七年”、文革的文学“一体化”在内容、性质、方式、效果上的差异，不能因为使用同一词语而混淆。同样，如果说80年代以后也是“一体化”，甚至是更高度的“一体化”，那么就要具体解释究竟在什么样意义上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些为我们熟知的、常识性的事例。比如，在五、六十年代，因为写作《我们夫妻之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贾桂香》、《红豆》、《雾中汉水》

8、、《一个和八个》、《英雄的乐章》、《陶渊明写挽歌》这样的作品，他们的作者遇到很大的麻烦，有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