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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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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别纠缠于TD创新,看看科技创新的台湾样本当我们仍然纠缠于TD式的自主创新,依靠行政力量吃饭时,我们不妨放眼看一看它山之石,看海峡对岸曾经走过的创新道路文/郭建龙台湾地区电子业发展史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它从1970年代启动,到1980年代爆发,1990年代成为中流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1、政府如何在竞争的环境下令中小企业成长;2、中小企业如何融入世界、而不是和世界隔离,从而取得竞争的位置,并逐渐积累优势;3、政府的政策如何从研发上帮助民间企业,而不是扼杀民间企业、培养官商。最终令整个社会经济受益的。台湾的科技除了IT业之外,还包括工具机、生物医药等方面,但我主要谈的就是IT产业,以及芯片
2、(IC)业。在这里,我会尽量完整地讲述台湾IT发展的经过,从它的农业时代讲起。前戏:扎下自由经济的根我想扯远一点,谈论台湾经济史上的两个人,由于年代很早,他们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但他们却决定了如今台湾的经济的形态:自由经济、民间经济、参与开放世界的竞争而不是封闭,正是这些基本特征使得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发达,并受益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这两个人分别是“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尹仲容和第一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国民党迁往台湾时,宝岛刚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不久,岛上日据50年留下的沧桑随处可见。台湾岛当时是一个农业岛,主要生产甘蔗、香蕉等,就算有工业,也大部是加工甘蔗的工业,其余零星
3、的工业或是为了日本战争需要,或是作为日本本土工业的补充。国民党治台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胀,后来就有了台币改革(把贬值的旧台币更换成新台币)、美援的恢复、以及土地改革。其中土改强调赎买政策,先减租(最高37.5%),后由“政府”将多余土地从地主手中买下来,再卖给少地的农民。“政府”支付给地主的大部分不是现金,而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大厂的股票,农民也不是一次性把钱款交给“政府”,而是分十年还清。这样不仅农民还得起钱,实际上买地比租地出的钱更少,并且,地主由于有了股票和资金,开始经营起工商业来。台湾的土改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样本值得研究。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算是稳定住了。这时,一个叫尹仲容的
4、人走马上任。尹仲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官僚,与宋子文相善,主掌过中央信托局。1951年,美国政府恢复供应台湾每年一亿美元的美援,这笔钱成了台湾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所以美援运用委员会成了几个重要机构。1954年尹仲容实际掌管了美援委员会,1958年兼任“行政院”外贸委员会主委和“中央银行”总裁,成了集美援、金融、外汇、贸易、经济权力于一身的“财经沙皇”。如今,在大陆的历史上,有如此重大权力的人或许只有朱镕-基可以与他相比。但当时台湾面临的问题也和大陆曾经面临的一样,甚至更加复杂:1、金融管制;2、外汇管制、复式汇率盛行,如果要结汇,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一种叫结汇证的东西,否则不管
5、是汇入还是汇出都受到管制;3、岛内物资缺乏,农业为主,转型困难。当一个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思路,不用动脑子都可以想到:如果事情不好,我主管者就应该立即插手。况且尹仲容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公务员,又是电机系毕业,更容易变成技术官僚,而技术官僚最信奉的就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但在尹仲容的主管下,台湾经济却渡过了这个险滩,开启了一段号称“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的航程。这就不得不谈到蒋硕杰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大陆有一批人现在对哈耶克推崇备至,却很少注意到,华人中还有一位哈耶克正宗的入室弟子,他就是蒋硕杰。蒋硕杰
6、信奉自由主义,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就职于北京大学,后去了IMF就职,尹仲容找到了他和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大中,力邀他们去台湾就职。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思想,流行政府管制,经济自由主义恰好处于低潮,蒋硕杰的所谓单一汇率、汇兑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还属于国际上的异数。但尹仲容却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岛内逐渐废除了结汇证、提倡自由贸易、有保护国内市场转变成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相传蒋硕杰第一次见尹仲容时,感到尹是个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谈的。但他赠送给了尹一本书,J.E.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尹仲容读完后,认定这是本有用的书,并特别注重几位经
7、济学家的建议,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运动。这次自由化运动造就了台湾经济的特质:政府放松管制、中小企业遍地、出口扩张导向、经济爆发式增长。1990、2000年代中国大陆沿海的中小企业就很像当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可见,政府只要放松管制,是可以带来激烈竞争式的经济的,在众多活跃的经济个体中,通过互相竞争和互相吞噬,成长出大企业来是迟早的事情。但一旦政府加强管制,经济活力立即受到抑制,如果作为主体的企业无法成长,又谈何经济成长呢?尹仲容死后,自由化运动留下了很大尾巴。一是金融等命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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