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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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与交通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城市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兴建城市最多的时期。在这个政治动荡经常发生的时代，城市作为战略要地，作为财富与人口集中之地，作为各级政权的所在地，都使其成为攻击与争夺的主要对象，黄河流域两汉时期最有名的城市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城市作为冷兵器时代最有效的防御措施，又使新的城市蓬勃兴起，并强调其防御方面的功能，城市所具有经济功能因而淡化。相对于黄河流域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城市破坏较少，城市的规

2、模、数量及繁荣程度都远远超越前代，在政治功能之外，这些城市与同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比较而言，经济与文化功能更为突出。政治的动荡与政权的兴替，使两汉时期的一些中心城市只能断续地维持其固有的地位，而一些新的中心城市或地区性城市兴起并改变当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同时也改变汉代统一时期形成的道路交通网络，不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也对以后时代各地区社会经济面貌起着制约的作用。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一、北方中心城市的变迁1．洛阳、长安的反复破坏与中心城市地位的动摇中心城市的盛衰，既是

3、一个时代政治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集中体现。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战争，使黄河流域许多昔日繁荣的城市沦为灰烬，长安、洛阳这两个汉帝国的中心城市，在汉末动乱中所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关陇军阀董卓面对关东牧守联军的进攻，“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收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三国志》卷6《董卓传》裴注引华峤《汉书》。。及其逃归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三国志》卷6《董卓

4、传附李傕、郭汜传》后来汉献帝返回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三国志》卷6《董卓传》据说当孙权之父孙坚率军从江南来到他曾向往的都城洛阳，见“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为之“惆怅流涕”《三国志》卷46《孙坚传》注引《江表传》。。二十年多年后，年轻的诗人曹植路过洛阳，在所作《送应氏诗》中叙述洛阳荒凉景象说：“步登百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墙垣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蓍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

5、魏政权建立后，在业已稳定地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情况下，虽将谯、许昌、长安、邺城与洛阳并列为“五都”，但还是放弃了曹操时代不断经营的许昌与邺城，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受到肯定，并在魏晋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洛阳不断繁荣的过程，各地人口通过强行迁徙或自行择居，再次汇聚到洛阳。魏文帝时期，皇室宗庙一直置于邺城，魏文帝虽曾“45初营洛阳宫”《三国志》卷2《文帝纪》。，大致不过稍改其残破之状；魏明帝曹睿利用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洛阳进行

6、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魏书》卷25《高堂隆传》。。虽有不少官僚严厉批评他违背了“二祖”即曹操与曹丕相承的节俭作风，但建设并末停止，这使洛阳越来越象一个都城。据《水经注》卷16《谷水注》，在修筑宫殿的同时，又筑拦河堰阻断谷水，称为“千金堨”，并开凿五条人工渠道，引水进洛阳城中，号称“五龙渠”，解决城市用水问题。沿渠设置水门，使水通于街巷，并兴置水碓，作为粟、稻脱壳加

7、工之用《晋书》卷4《惠帝纪》称：张方攻洛阳，“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踧，米石万钱。”水碓对于当时城市粮食供给的作用不能低估。。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对千金堨大加改造，将堰比先前提高1.4丈，又增修两道堤堰和引水渠，合称为“代龙渠”，又称“九龙渠”。为解决洛阳对外交通与外地财富向洛阳转运，在修复利用前代道路与运渠的基础上，泰始十年，又“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

8、漕”。这是在三门峡西凿渠引黄河水至洛水，从而使今山西、陕西至洛阳的运船可以避开黄河险道。随着洛阳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加，西汉三辅、东汉洛阳那样“难治”的情形又一次出现。《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西晋傅玄《傅子》说：“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洛阳为争夺的中心，洛阳城屡经兵火，繁荣不再。及匈奴人刘矅攻占洛阳，有人劝他说：“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