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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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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政治泛化到大众狂欢【摘要】我国的体育报道模式在近20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80年代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模式转向到了消遣式的娱乐报道,折射出了媒介生态和受众的整体性变迁。【关键词】体育报道;转向;政治宣传;娱乐化【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B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的体育新闻报道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育新闻报道完成了从政治性很强的严肃报道向以软新闻取胜的大众化娱乐报道的转向,这是转型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变革、受众诉求、媒体利益等交织起来的力学关系。这其中,中国深层次的
2、体制改革无疑是促使这次转向的最直接的动力。由于此次转向是一个渐进的、逐次的过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所以,本文并不以时间段来界定这次转向和嬗变,而是以转向的标志和造成这次转向的背后深层原因为讨论的重心。宣传时代的政治隐喻政治与体育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中国乒乓球队就担当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外交使团”,成就了一段外交佳话。事实上,体育盛会世界杯、奥运会无不受到政治的影响。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抵制本届奧运会其实就是当时国际范围内两大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政治压倒一切的语境投射到了新闻媒体的各个领域,体育
3、报道也不例外。后文革时代的中国体育报道并没有完全摆脱文革中的宣传模式和叙事风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体现在竞技体育胜负观上就是“胜者王,败者寇”的报道风格。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女排和80年代两次奥运会的报道。1981年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引发了国人对体育极大的关注。此后五连冠的光环让女排姑娘们一时间“走到了云端上”,结果88年汉城奥运会的落败使得国人和媒体都无法接受巨大的落差,于是在媒体笔下,昨日“可爱的女排姑娘”成了“历史的罪人”,“女排的拼搏精神”一夜之间换成了“作风不顽强,娇骄二气”等词眼。对奥运会的报道也是如此,8
4、4年洛杉肌奥运会中国在重返奥运会后首次组团参赛,在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各国抵制本届奧运会的情况下夺得15枚金牌,在公众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轰动,媒体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在88年汉城奧运会中,中国队仅获5枚金牌,引来媒体一片叫骂声。报告文学《兵败汉城》也应时而出。在体育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依然跳不出“高、大、全”的窠臼。体育运动员被塑造成爱国的、没有私利的、具有牺牲精神的“超常人”,他们思想纯正,成绩优秀,吃苦耐劳,为了祖国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叶乔波就是典型的由媒体塑造成的悲情人物。由于要参加冬季奥运会,叶乔波冒着残疾
5、的危险带伤上阵,博得了媒体和国人很高的评价。媒体这样的报道模式固然与后文革时代国内急需用体育精神抑或是体育成绩来鼓舞国人,籍此恢复在文革中已遭重创的民族自尊心有关。但此前新闻报道固有的宣传模式才是体育报道意识形态味道很浓的渊源所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崇拜心理显然对受众的影响很大,古典式的英雄情结在体育层面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正如武侠迷对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津津乐道一样,体育迷也有其崇拜的明星,而体育明星以英雄的面目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受众英雄期待的心理。无论是聂卫平在围棋擂台赛中的连胜还是朱建华破世界记录的场面
6、都在80年代掀起狂潮。至于女排精神则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消费时代的喧嚣景观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市场主导性社会日益成型,媒体市场化的步幅加快,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媒体报道模式的转型。体育新闻的制作抛弃了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曾经形而上的、狂热的政治神话悄然退场,消遣式的文本模式受到欢迎。并且,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体育报道的娱乐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新的报道模式出现了,无厘头风格出现在后起的体育媒体之中,一种集体性的转向开始了。这些转向的表征如下:1、体育理念的流变体育理念在近20年的
7、体育报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媒体开始理性地对待运动员在竞技比赛中的失利。“胜负乃兵家常事”等词眼也屡屡出现在各类媒体中。此后的几届奥运会,尽管也有选手出现失误没能获得金牌,但媒体的宽容度大大超过以前。“金牌至上”和“锦标主义”的理念根基开始动摇,代之以理性地分析失利背后的各种因素,体育“重在参与”的精神理念开始更多的被提及。“锦标主义”和“金牌至上”虽然在报道中时有体现,但更多的体育报道则着眼于体育精神的发扬与体现。大众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报道也逐渐浮出水面,《中国体育报》开辟了
8、大众体育的专版,而《体育博览》杂志的转向则更为彻底,由单纯地报道竞技体育转向了报道休闲体育,这固然与体育杂志的竞争激烈有关,但同时也是应和日益细分的受众市场的需要,体育的娱乐功能更多地被提及,回归到了体育本位。体育被负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和消解。竞技体育观被新背景下的“大体育观”所替代,即超越竞技体育的局限,用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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