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仁礼”观的问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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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仁礼”观的问题策略一、中日“仁”的区别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高美德，其中“仁’:是中心范畴，强调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高层次的人格境界，它是人类最重要最根本的德。在孔子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以真心对待家人和他人，就能达到仁，成为圣贤。将政治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发挥仁的作用，这是中国“仁”的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子认为，为政者必须是君子，时刻做到为民着想，克制私欲，将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奉行以德治国，并把修己治人看做是为政的根本原则。而日本则多认为政治与道德应当划清界限，日本古学派荻生徂徕的思想极具政治性，但他认为

2、政治应从道德中独立出来，这与孔孟及朱子学根本不同。在曰本，儒学的传入要早于佛教等各种思想，其中“仁”的思想是最先传入日本，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的。日本在部落斗争的时代，最大的缺点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的薄弱。到了德川时代，统一的政治使日本迎来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时期。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朱子学派的藤原惺窝等思想家，都是倡导仁爱的。伊藤仁斎将《论语》视为“宇宙第一书”，通过精读论语，仁斎紧紧抓住了儒学的思想“仁者爱人”。同时，仁斎认为“诚’:是仁爱的形成条件这与古代日本人的“清明心”相融合一致。但是随着儒学日本化的进程，

3、仁爱思想出现了分支：一支演化为“忠”的思想，成为武士道形成和发展的支柱思想。“忠”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篇》，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达到仁的方法；而日本则将忠推到了极致，并逐渐用忠代替了仁爱思想。山鹿素行从儒学中为武士道找到了理论依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把“忠于主君、不顾身家”规定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们灌输忠君思想。由于功利性因素，日本在继承儒学时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忽视心性之学，局限于政治文化层面。加之，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天命观不需要赋予道德的意蕴；而仁

4、政思想对君主道德上的约束，正与这种天赋的绝对至上权威相悖，所以，仁于民的说法在后来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另一支较接近于孔子主张的仁，但是后来被神圣化，即贵族化，也就是说日本并非不注重仁，但只有高贵的皇室、神甫才能成为仁，仁通常被用于天皇的名字及年号中。这一规矩出自第五十六代清和天皇（惟仁），此后如后冷泉天皇（亲仁）、一条天皇（怀仁）、昭和天皇（裕仁）等，10⑻多年来除个别例外，大多遵循其例，正是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影响。从汉学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最先接触到“仁”思想的日本哲人看来，仁有着浓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可以辅助政治，又可以安抚民心

5、，稳定社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具有了“仁”的品性，则统治者的高贵地位就无法体现，甚至会受到威胁。因此，逐渐形成了“只有天皇才是仁”的思想。二、中日“礼”的区别学会爱人还需要“礼”。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象征的一种秩序。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孔子主张的礼是广义的礼，在社会关系中与道德相等同起来。他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确立人之为人的标准。君臣间的忠，父子间的孝，夫妻间的敬、兄弟间的悌，朋友间的信...处处体现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人不仅崇尚礼的言行，也非常重视礼的教育。“百善孝当先”，实践礼

6、，要先从孝顺自己的父母开始，孝是仁的前提，是道德之本，是礼仪最基本的体现。从《弟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叫，行勿懒”到《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刻木侍亲、埋儿奉母”...都体现着我国自古以来对“孝”的重视。日本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高度重视礼仪。604年，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提出：“群卿百僚，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不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在这里，日本最早明确了礼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下对上的义务。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在教科书中列入了《三礼》_

7、_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日本将道德教育的顺序规定为：“忠皇室、爱国家、孝父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被置于优先位置，这一点与中国有着本质区别。在日本，孝被视为与忠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儒学家林罗山认为：“舍孝而取忠者可也。”国定教科书中曾对“孝”作了如下说明：“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这种忠孝一致的国民道德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深深扎下了根，一旦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会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致，进而酿

8、成军国侵略主义的温床。中国人重视家庭和睦，而日本人注重效忠集体。中国人喜爱以礼待人，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弊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渐渐地忽视了内心的礼义精神而专注于形式上的礼仪，“礼”被仅仅当做了一种待人的方法，并非涉及人的心灵境界的内在价值观。日本人的礼仪文化中强调和，主张人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