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人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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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本文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作一探索，并对国内外前人所提出的论点略抒己见。我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近20年来，中国学者潘其风、韩康信先后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研究匈奴、鲜卑、突厥各族的种属，为学术界探索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先导。种属与族属不同。区别各民族（或部族）要根据各族的语言，经济类型，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要素；而区别各族的种属，则要根据人体特征，如头

2、骨（颅盖骨）形态，眉弓，眉间突度，额倾斜度，鼻突高低，面宽大小，身材高矮，肤色，发色（头发颜色），眼色素深浅等。本文不拟详论人种学上的各种问题，只探索北方各族——主要是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究属蒙古种抑属突厥种，从而辅助把各族的族源族属弄清，因为这些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争论不休，不一其说。一、匈奴的人种潘其风、韩康信二位学者在《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①一文中，根据内蒙古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生产队所在地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

3、的人头骨进行研究，认为：（1）桃红巴拉M[，1]墓及M[，2]墓的人骨显示出蒙古大人种的特征。（2）大通县出土的人骨三具都属于蒙古大人种。但潘、韩二氏又说：（1）桃红巴拉出土的人骨，M[，1]和M[，2]的骨骼均残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残失，是经过修补后才进行鉴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较多的测量和比较。（2）能够明确地定为属于匈奴族的颅骨材料，至今发现数量很少，漠北诺颜山及其周围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无几。（3）桃红巴拉出土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出土的匈奴颅骨有些相似，但头盖骨的水平直径和横径所反映的头型则存在着较

4、大的差异。（4）60年代中，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胡吉尔图地方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因这具颅骨已经破损，使得头指数无法测知，但看起来好像与桃红巴拉的头型有些差异，而大通颅骨的头型也与贝加尔湖的颅骨不尽相同。潘、韩二氏综合上述四组的颅具材料，即（1）桃红巴拉一组，其时间约属于公元前3世纪；（2）贝加尔湖一组；（3）胡吉尔图一组，这两组的时间较晚，均约为属于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后；（4）大通一组，其时间最晚，约为属于公元2世纪。并引用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的推断，认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并非其前

5、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另一位人类学家高赫曼则更进一步认为外贝加尔湖的匈奴人是外来的。此外，潘其风还在《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②一文中说，1979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乌盟凉城县毛庆沟发掘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个体的头骨和下颌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六、女八）。潘氏认为，毛庆沟墓葬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北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上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毛庆沟的头骨绝大部分出自与匈奴文化有关的墓葬，在中国所采集到的与匈奴有关的人骨中，这是数量较

6、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批材料，这对于研究匈奴的体质类型有重要的价值。.---潘、韩二氏为国内着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对匈奴人种的研究用力颇勤，但因数据奇缺，且出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大集中，因而他们对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敢十分肯定（这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的表现），而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也各有分歧。看来匈奴人是否属于蒙古人种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这里需要考虑人种学材料应与文献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国史书记载，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兴起之后，不断与西汉王朝“和亲”。汉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给单于，而随从公主陪嫁的

7、侍女也不在少数③。从汉初开始，中原就有不少汉人越过边塞逃往匈奴，或因战败留落在匈奴，此后还不断有人奔赴匈奴地区居住④。高帝刘邦时，燕王卢绾因涉嫌叛汉，亦曾率领家人及数千骑兵逃往匈奴⑤。武帝时，大将李陵因兵败，亦有2000余士卒随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单于把他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⑥。汉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为时长达19年之久，苏武娶当地匈奴女子为妻，生子名兴国⑦。至于匈奴人因经常南下入侵，从汉初至昭帝时止的六、七十年间，先后把中原汉人虏入匈奴做奴隶的人口，至少也在100万以上⑧。其中年轻

8、貌美的女奴可能被奴隶主纳为姬妄（如汉末蔡文姬被虏后被匈奴左贤王纳为姬妄）⑨。可见匈奴人与属于蒙古大人种的汉人混杂的情况。以上是指西汉时期的情况，东汉以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杂，数量也很可观。史载公元91年北匈奴因与汉朝的战争失败，主力西迁，但有10余万落（“落”即户）约数10万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群中去，“皆自号鲜卑”[⑩]，也就是与鲜卑族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