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牛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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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前的牛津哲学　　　　我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始于我于19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牛津上本科时，因为哲学是当时牛津很多学生热衷于选修的课程。我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持续不减，最终在1932年获得一份教授哲学的职位，而那时我的观点受牛津同事们讨论的那些问题影响很深。哲学领域问题多多，而我和同事们凑巧关注的主题是回归经验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经验主义的回归主要是受了两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G.E.Moore和伯特兰·罗素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主宰英国哲学界的。　　　　Verficationism　　　　1930年代中后期我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内涵的本质（natureofmeaning）——它与事实、

2、谬误的关系，尤其是根据命题的可证性（verifiability）检验命题所表达的含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受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吸引，其中有的是罗素的门徒，深受Carnap、Wittgenstein和Schlick等思想家的影响。流行的看法是，一个命题的内涵是取决于其可证性——如果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证实所陈述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有可能对或也可能错的陈述，就不是实际的（factual），因而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以其它方式使用语言，可以被看成是欲望的命令或表达，或者是虚构的文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形态，但都不能声称道出了经验事实。　　　　我也受到了这个学派的影响，我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它所提出的问题

3、和理论，但我从来没有成为其真正的门徒。我一向相信，陈述可能是对、是错、是似是而非、是不确定、是有趣，它们确实跟我们从经验上感知（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用其它办法观察过世界）的世界有关联，但我们却未必能像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实证主义的信徒所声称的那样，用某些强有力的标准来验证它。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全称命题（generalpropositions）是无法用这种办法验证的。不管是日常生活中和自然科学（这是维也纳学派的理想领域）中的陈述，即使没有经过严格的验证，也能具有圆满的含义。当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时，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明白这一陈述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天鹅，或是否明白天鹅的数量并不是无穷多的

4、；毫无疑问，只要存在一只黑天鹅，就可以否定这个概括，但在我看来，根本无法做到对其进行充分的实证的验证；即便可以充分验证，说这个陈述没有意义，也是荒唐的。对于假言命题（hypotheticalpropositions）同样如此，未实现的假说（unfulfilled.---hypotheticals）更是如此，而坚持说可以通过经验观察来断定它们是真是伪，是非常荒谬的；然而，显而易见，它们却依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到过很多这类陈述，从字面上看显然都有意义，但是其意义却不能通过直接的经验观察——感觉的世界——这一狭隘标准的验证。结果，尽管我活跃于这些讨论（实际上，后来被称为牛津哲学的思想就是那

5、些夜晚从我的宿舍中开始形成的，当时参加聚会的有后来声名大振的哲学家A.J.Ayer、J.L.Austin和StuartHampshire，他们都受到牛津经验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牛津实在论的影响——也就是说相信外部世界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但我却始终是一个异端，尽管大家关系很好。我从来没有偏离过我当时就形成的看法，一直相信，言语所能表达的必然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验——不存在另外的现实——尽管如此，可证性并不是唯一的判断知识、信仰或假说的标准，相反倒可能是最似是而非的判断标准；我后来始终坚持这一点，它也在我思想的方方面面打下烙印。　　　　我跟年轻的同事们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诸如此类的

6、命题：“这种粉红色（图案）更象这种朱红色，相比之下不是很像这种黑色”。抽象地说这显然是真的，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反驳它——各种色彩之间的关系是固定的。但是，全称命题不能被认为是先验的（apriori），因为它从形式上不能从任何定义出发，因此它不属于逻辑或数学这些形式学科，这些学科都是从先验的命题出发，因而说全称命题是先验的等于是同义反复。因此我们得从经验领域中寻找一个普遍的真理。“粉红色”、“朱红色”等等饿定义是什么？没人知道。颜色只有在看到的时候才能被认出来，因此它们的定义只能是归入用例证解释的那一类中，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得不出任何逻辑的推论。这就很接近康德提出的综合先验命题（syntheti

7、caprioripropositions）这一古老问题了，我们有好几个月时间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及类似问题。我确信，我的命题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其自相矛盾就难以理解。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后来是不是还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当时着确实是我们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它与罗素在一本题为《经验主义的限度》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相一致。　　　　现象论.---　　　　我当时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现象论（phenomena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