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祝寿活动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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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祝寿活动析论摘要：陕甘宁边区的祝寿活动，既是传统尊老敬老的历史延续，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政治生成。它以当初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模式和政治范式为场域，通过形式多样的祝拜方式，诠释着革命时代下祝寿活动的政治生活图景。由此而输出的价值理念，通过明确的行为指向，渗透到人们的行动当中。延安时期的寿辰祝拜，不仅成为革命与战争环境下开展大规模动员的生活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革命前途和新牛国家的政治符号与象征。关键词：祝寿活动；社会生活；仪式象征D231所谓“人间五福，惟寿为先”，祝寿作为国人口常牛活

2、交往中历久弥远的牛活图景，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以维持家族生命的年深岁久、枝繁叶茂为旨归的。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制度的嬉递演变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中也开始逐渐融入了民族一国家建构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所开展的祝寿活动，更是以其特定的政治牛成和时代面貌，诠释着革命场域下寿辰祝拜的仪式与象征。这些仪式与象征，既有绵延数千年关于寿辰祝拜的原初形态，更有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以祝寿为缘由而附带的政治策略和意识形态符号。但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散见于一些通俗性的报刊介绍，从学理层面开展研究的

3、著述似乎并不多见。实际上，通过梳理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寿辰祝拜在很大程度也在凸显着中共革命在社会生活中的映像与关联。一、延安时期祝寿活动的生成逻辑延安时期，曾在较长的时间内开展过规模较大乃至隆重庆祝的祝寿场景。这在整个中共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是从未有过的政治生活图景。应该说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尽管也存在着个人之间的相互祝贺，但是同时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一项政治活动和集体行为。它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生成背景，是基于民族危机、现实环境和革命斗争的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政治策

4、略。就民族危机而言，众所周知从1935年秋，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用日本历史学家信夫清三郎的话来说：“侵占了满洲的日本，自1935年以后，在开展'华北工作'的名义下，开始显露出对中国内地的野心。”[1]597于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沉痛呼声开始响彻大江南北。与此同时，在1935年的10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跋涉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o”[2]1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发动广大民众积极抗战。故此，为了在国难当头激励士气、鼓舞斗志，中共决定

5、为一切个人的、集体的、领袖的、群众的、有模范作用的先进分子实施各种奖励政策，其中祝寿就是重要的形式。1937年1月，中共中央首先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展开祝寿活动。为了扩大这次祝寿活动的宣传规模，《新中华报》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新华社为徐特立的祝词，并在下半版发表了《做寿》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正当着日寇进攻绥远，在这种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正逢着我们教育部长徐特立同志六十寿辰。我们替徐特立同志做寿就有这种意义，并且徐特立同志从反满清起一直到现在，一切革命他都积极地参加。我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用不着

6、悲观哭泣，要有愉快的积极的精神来恢复我们的精神，提高我们的积极的进攻情绪，用来团结群众，现在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替徐同志祝寿演戏、会餐，兼表示我们的快乐，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积极精神。[3]就现实环境而言，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也是为了激励根据地民众积极开展各项建设，努力开创崭新局面的需要。应该说在陕北建立根据地，对于当初的中共而言同样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考验。为此，通过祝寿活动树立先进典型，激发干部群众的建设热情，增强团结，进一步提高干部群众的战斗力，就成为延安时期开展祝寿活动的应有之义。特别是适逢五十、六十寿辰

7、之时，更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举行隆重的祝寿活动。如1940年1月，中共中央就专门为吴玉章举行了隆重的祝寿活动。为此，毛泽东亲自为吴老的寿辰拟了祝词。祝词指出：“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4]延安时期的祝寿活动，还有着鲜明的斗争策略色彩。特别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举行的重大庆祝活动,则更是有着明确的政治

8、意图。如1944年1月为董必武提前庆祝60岁寿辰（实际上当年董必武的年龄是58周岁），就是以祝寿作为斗争策略的一次重要活动。由于国民党派特务加强了对重庆红岩和曾家岩的包围监视，致使我党办事处和外界联系极为困难。董必武立即将这一情况电报党中央及周恩来。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办事处的包围和封锁，南方局经反复研究，决定1944年1月提前给董必武做六十大寿。以祝寿活动为突破口，广泛开展交朋友的工作。有关这一点，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