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人文性文化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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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资料.重评《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文化心态　　　　　我国传统的语文研究注重汉语人文价值的阐释与开发。它那以实用和体验为两翼的研究范式，一方面使小学成为经学附庸而无法达到“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近代科学目标，一方面却使传统的汉语研究同中国文化的研究血肉交融在一起，成为数千年学术史中的一门显学。传统语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拥抱汉语的精神，运用

2、辩证的两端来具象化，用简单的比喻来表述自己的语感和体验，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所产生的表达效果上整体地把握语言特征，这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说，固然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分析的严密性、概念表达的明晰性，然而它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内容、注重韵律、注重意会、以神统形的汉语来说，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长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诞生于本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义无反顾地用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传统取代了汉语研究的人文传统，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辩证的语文感受。它一反传统小学“通经致用”的“奴婢”型学术规范，使中国语言学在精密化、形式化、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具有

3、革命意义的一大步，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整个传统语言研究的精华——人文性。在近代结构主义，尤其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深刻影响下，人们开始提倡语言的纯正描写，形成一种“僧侣”型的学术规范，即以理想的人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实际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社会的人。中国现代语言学近百年的发展，在语言的“纯正”描写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远远逸出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注重的广大文化领域，在莫须有的西方语言形式范畴下汲汲于汉语的机械化的形式分析，而所用的这些洋形式范畴几乎没有一个是汉语形式中明确的类。这种“科学”的强盛，“人文”的淡化，对于作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汉语语言学来说是一

4、种畸形发展，对于在世界语言之林中具有独特的人文性的汉语及其研究来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缺陷。　　为什么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汉语的文化代码属性迄今还几乎一无所知呢？为什么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语言学却对于传统的汉语研究产生了这种文化断裂呢？探讨一下中国现代语言学赖以发端的历史母床——《马氏文通》所代表的世纪初中国语言学的文化心态，是很有益的。因为中国现代语言学近百年的发展，不过是《文通》式的模仿母题不断复制、不断精致化而已。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士。他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深感靠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获得中兴。他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而富民是富国的

5、基础和前提。这一思想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要采纳西学以为辅用，改变“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的局面(《马氏文通》后序)。显然，马建忠是把语文作为载“道”明理之“器用”来看待的。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到他一八七七年《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也”。这就把“西用”的视野由物质文明直接拓向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马建忠在当时创巨深痛的外侮面前痛感中国人输就输在不了解世界，未识透洋人，力主语文教育的速成，

6、并倡议设立翻译书院。这也反映出这位维新派志士急功近利的振复救亡心态。正是怀着这种用“西体”改造“中体”的政治文化抱负，马建忠在政治上“志来得遂”后，蛰居家中，“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成就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天辟地的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把语言规律的揭示与否提到中西“贤愚优劣”之分的高度，将中西文化放在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从中我们不难理解马建忠何以如此虔诚地模仿西方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马氏文通》在本质上正是改良主义者急功近利的语文宪章。　　《马氏文通》的这种做法在二、三十年代受到语文学界的激烈批评。然而

7、令人深思的是，模仿之风却在种种经过修缮的西方语言理论幌子下愈演愈烈。即使是提倡“国化”语法的语言学家，也往往只是在名词术语上兜圈子，用古名换洋名，“只做了个‘发端’，未曾加以发挥”。似乎离开了他们所竭力反对的《马氏文通》的模仿体系，也就不知所措，唯有回到“对对子”上去。这说明《马氏文通》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在其消极意义之外，又带有一种积极的挑战意义。它使处于新旧交替、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中国语文学家再也无法守在虚字研究的小学“桃源”之中，而必须以文化断裂为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