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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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贫困贺绍俊文学的价值：无用之用，众用所基2007年可以说是在为当代文学还需不需要存在争论了一年。这要从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次谈话说起。顾彬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尽管后来证实，这不是顾彬的原话，他只是针对一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来说的，这是媒体掐头截尾地故做轰动之语，这也是媒体惯用的方法，这不去说它，不过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不满意却是真的。所以2007年3月，在世界汉学大会上，他再次对中国当代文学发难，他认为中国的当代作家都只能算是“业余”的。顾彬以1949年为界，认为此前的

2、中国现代文学属于世界文学，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地位。顾彬还以中国酒作比喻，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而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其实顾彬的言论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无非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佬，他说出的话就有了洋味，现在中国人还是没有改掉崇洋媚外的陋习，所以会把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指责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中国的学者早就以垃圾论来批评当代文学的质量低下了。还在四五年前，有记者采访施蛰存先生，问他读不读当代作家写的作品，他不屑一顾地说，这些都是垃圾。不仅有文学垃圾论，还有文学危机论、文学终结

3、论，总之，这一二十年间，文学的生存环境就是这么一种悲观、绝望的生存环境。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还会有些印象，半个世纪前，文学曾经是何等的耀眼夺目，那时候，一篇小说、一首诗歌，都可能会达到万人传诵的地步。那时候，文学的作用也被高估到一个经世济国的位置。文学救国，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开启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基本观念。当年，梁启超进行社会改良运动时就提出过“文学革命”的口号。在他看来，社会进步离不开文学，因为“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

4、之小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诞生的，这一思想背景的核心就是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的思想传统，这种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我们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逻辑是与现代文学产生的思想背景相一致的。鲁迅说他开始选择学医，是感到中国人的身体太差，所以要学医，以疗治国人的身体，让国人的身体都强壮起来，有了强壮的身体，才能救治国家。但他在日本学医时看了一部记录电影，电影中播放了日本人杀一名中国人的场景，杀人现场站着很多中国人，他们的神情麻木，这给鲁迅很大的刺激。他说：“从那一回以

5、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人们后来之所以不断地拿鲁迅的弃医从文来说事，就是因为这件事被阐释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逻辑的绝对肯定。在这种阐释里，文学变成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法宝，突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文学的政治价值被抬高到唯一的地步，所以就有了文学工具论，就有了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等各种提法。

6、那时候特别强调文学是投枪和匕首，毛主席当年还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既然小说都可以达到反党的目的，那么文学确实是一个威力非常大的武器。事实证明，文学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文学一直被赋予这么重大的任务，这就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文学的身上，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里难以出现非常优秀的作品，应该说背着这么一个沉重的包袱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政治上提出拨乱反正，这给文学提供了一次解放的机会，文学可以卸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但是好景不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从高高的云端一

7、下子又跌到了低谷。文学被大大地冷落，成为了一个无人理睬的弃儿。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大的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注重实际，注重功利，这是一个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学的存在就显得无足轻重。所以就有“文学边缘化”、“文学终结”等种种说法。如果想要赚钱，想要学门手艺，那文学确实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前一晌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位中文系老师写的文章，题目是“论文学之于秘书的价值”，首先这个题目就令我有些沮丧，看来学文学顶多就是当一个秘书的料，当官是当不成了，只能当一个为官服务、听官调遣的秘书。为什么文学就

8、对当官的没有价值呢?其实在我看来，当官的更应该多读些文学作品。这还是与理解文学的价值有关系。这使我想起一位古人说过的一句话。这位古人是明代的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徐光启。今年有一项纪念徐光启的活动。我们在中学必须学习的“几何”知识，最早就是由徐光启翻译过来的。四百年前，徐光启与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