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共性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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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性与共性的协调发展朱晓谷是上海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始终处于探索进程中的作曲家之一，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学习期间就以《赛刀会》而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以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与张晓峰合作）享誉海内外。新世纪之初，朱先生的创作更为活跃，唢呐随想曲《敦煌魂》是其重要作品之一，它以凝重悠远的历史韵味和悲壮雄浑的音响博得了人们的称道。《新婚别》以杜甫同名诗的内容为题材，运用唐宋燕乐调式音阶和南宋咅乐家姜夔的《鬲溪梅令》曲调为素材，将原诗内容的“送别”前增加了“迎亲”、“惊变”两部分内容。乐曲运用民族管弦乐队和二胡协奏的体裁，借鉴了西方叙事曲和奏鸣曲式的结构手法，突出了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的旋律美

2、和意境美，也合理地结合了西方音乐结构控制及和声色彩，是屮西方艺术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于1980年“上海之春”经闵惠芬与上海民族乐团合作演出后，迅速传遍海内外，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现代化探索中的精品。《敦煌魂》从敦煌壁画中反映的张议潮率领边区军民抗击吐蕃的历史为内容，运用少数民族音调和现代大型民族管弦乐的宏大立体音响，将原画内容发展为“怨”、“思”、“怒”、“庆”四大部分连续演奏，音乐中运用了大量非传统演奏法和现代作曲技术，形成音响浓烈的戏剧性效果，以随想曲的自由结构描绘了军民抗击外族侵略的悲壮史实。近年来，这两部作品在海内外不断上演，成为民族管弦乐作品中的精品力作。两部作品有着相似的艺术构思，都力

3、图从历史文献中找寻创作内容的源泉，展现了大型民族器乐对古代音韵的回想、对民族器乐现代交响的探索。但也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尤其在管弦乐配器艺术手法方面，《新婚别》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探索民族管弦乐传统个性极强的作品之一，但鲜明的旋律线条和逻辑严密的结构思维使它的“共性”特色也很鲜明；《敦煌魂》屮的现代化创作手法和配器风格再一次将民族管弦乐发展推到了“个性”行列，但它鲜明的民族音乐旋法和“起承转合”结构原则的运用，从艺术手法上再次给人以较为鲜明的传统基础，由此具有了“共性”写作的传统。从这两部探索性作品中可以看出朱先生对民族管弦乐发展的深入思索，也反映出他本人乃至民乐界对民族管弦乐现代化的探索足迹

4、。因此，值得我们对这两部作品进行重新市视。一、《新婚别》的艺术构思和民族管弦乐探索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海内外冇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因为其屮的主奏二胡声部有着悲壮、凄美、跌宕起伏的旋律，更因为协奏的民族管弦乐队有着精妙的配器构思，才使得这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产生的作品，经“上海之春”演奏后，从此走进了千百万爱乐人的心中。这部作品不仅在演奏领域极受推崇，在研究领域也多受关注。1981年，许国华对其主题音乐进行了评介，指出这一作品在表现杜甫原诗的内容上又有所发展，既注重原诗屮“别”的悲壮、凄美，也注意了“新婚”的喜庆，加强了艺术的对比，从而具震撼效果。许国华特别指出，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发挥了

5、器乐所擅长的形象性描绘、情景性铺叙的特点，从原诗中引申扩充出“迎亲”和“惊变”的内容，为最后“送别”作了铺垫。后来又有大量研究从作品创作的角度对这一二胡与民族管弦乐队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其中熊祖鹏从曲式结构和创作手法上对作品的创新角度进行了剖析，金伟从古代文化的发展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而赵寒阳更是从作品的时代性方面肯定了《新婚别》所进行的探索，乔邦利从学科建设和学术思潮的宏观视角谈及了该作。更多的演奏者从自身演奏的体会中对《新婚别》这部大型现代二胡协奏曲进行了演奏理论的诠释，其中刘长福在演奏解析中突出了作品结构和音乐戏剧张力在运弓演奏中的具体方法和技巧，肖成玉在演奏中结合具体乐句创用了“

6、浪弓”和“滚揉”等技巧，赵寒阳则从演奏美学角度对《新婚别》屮的意境进行了探析。这些分析与研究挖掘了《新婚别》内在的音乐祌韵，给后学者以启迪。以往针对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作品研宄多侧重于旋律分析（演奏分析也是在旋律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对作品的配器技法分析则涉及很少，而这恰是作品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烘托主奏乐器的艺术效果、营造作品的咅乐张力、挖掘传统民乐的立体化咅响等，都有着突出的作用。因此，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族管弦乐现代探索的成功作品，目前的研究还是不够的，不能深入地展现作品的理论价值。从结构手法上看，《新婚别》从杜甫原诗中延展出“迎亲”、“惊变”、“送别”三个部分，采用奏鸣曲

7、式结构全曲，并较好地结合了民族音乐中“起承转合”的结构方法，从而使作品结构紧凑、主题集屮，是作曲家充分发展中西结构手法的典范之作，有人称赞这一方法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音乐主题的设计上看，作品从姜白石歌曲《鬲溪梅令》中提取了主要旋律音调，采用了唐宋燕乐音阶，使音乐主题古朴自然，很好地展现了原诗的意境。《新婚别》中的重要艺术手法之一是对民族管弦乐作品的交响化的追求。据作曲家朱晓谷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