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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电视相亲节目与艺术真实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使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忙碌的快餐生活是一大批年轻人如陀螺般旋转,身心沦陷在工作压力的疲惫中,高房价、高生活费用、高教育费用等经济压力使更多的年轻人不敢轻易恋爱与结婚,无形中物质的衡量成为了男女吸引的重要标准之一,有部分人在无法承受重大压力下,“丁克”文化逐渐抬头。在此种情况下,“婚恋”成为了当今时代极为热门的话题。电视相亲节目,作为一种新型的相亲方式,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以其嘉宾的尖锐而大胆言论创造了火爆的收视率,并一度成为媒体界炙手可热的评论对象。
2、对于电视相亲节目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阐释,如经济学、美学、伦理学、传媒学等,可见电视相亲节目的媒体效应牵涉面非常广泛。本文从美学视角入手,将电视相亲节目中当成影视艺术,讨论艺术真实对于社会与受众的影响。一、电视相亲节目的流行与原因电视相亲类节目顺应时代的发展,在播出之时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关注,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一度成为媒体话题的中心。自从湖南卫视29年的《我们约会吧》此节目一出,各大卫视便陆续推出了各自的相亲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的《周日我最大——缘来是你》等,其中以江苏卫视的《
3、非诚勿扰》最受人瞩目。电视相亲节目的内容都较为相似,不管程序如何变化,基本都是男嘉宾轮流上场介绍自己,在场女嘉宾进行观察和挑选后,再由男嘉宾对属意的女嘉宾进行发问挑选。其实,相亲作为中国的一项传统早已存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婚恋文化主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笔者所在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以唱山歌作为择偶方式的传统,通过唱歌展示人品和才干;社会发展到如今,婚恋自由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择偶条件的首要条件高举而出,并在以电视媒体作为平台的新型相亲平台上公开展示,于是当以《非常勿扰》中马诺为典型的“拜金女”类型在观众面前大肆宣讲自己“宁可坐在宝
4、马车里哭泣,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微笑”的爱情观时,当以刘云超为代表的“炫富男”公然炫耀自己三辆跑车、6万存款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却讽刺女嘉宾身材,调侃让女嘉宾到自己车后哭的出格行为时,当以现场评论员乐嘉为典型的心理分析师或主持人言辞犀利地批评、甚至挖苦男性嘉宾时,这一场融聚比美炫富、唇枪舌战的相亲方式,引发观众们和媒体报刊一片哗然。有评论认为,电视相亲节目已然在审美观、道德管、价值观等方面远远超出中国传统“德才兼备”、“门当户对”的要求,特别是宣扬金钱至上的择偶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相违背,吸引眼球的是“比谁的话题更生猛,谁的嘉宾更前卫”[1];也
5、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的道德已经滑坡,相亲节目只是社会百态的一个折射。而最终,电视相亲节目就在激烈的争论中,收视率节节攀升,《非诚勿扰》就在21年成为了最红的综艺节目,收视率比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还高,广告吸金总额达到2亿元,仅排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的吸金额度之后。许多评论文章早已分析过电视相亲节目收视火爆的原因,有人从娱乐消费文化入手分析,认为节目激发观众的娱乐参与热情,如《“非诚勿扰”还是“非钱勿扰”——当电视沦为一场“秀”》;有人从叙事角度出发,认为它是纪实叙事文本,能够反映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起观众共鸣,如《〈非
6、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叙事话语分析》;还有人从审美角度出发,认为它蕴含的“审丑”意识颠覆了传统美学,“在媒介传播中,媒体将一切丑的角色或现象原生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赤裸裸的丑态展现,无疑会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达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2]。最多的是从道德伦理出发,认为“一些嘉宾行为和言论‘出位’,直接挑战社会伦理和价值底线”[3]。着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从真实性和道德伦理[1][2][3][4]下一页出发,认为电视相亲节目触碰到了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敢面对的现实,揭露了社会的所有弊病:“透过相亲节目,把这个社会不公的遮羞布扒下来了,赤裸裸地展现了
7、一个社会不公下的现实”[4]。不管是娱乐、纪实、审丑和道德伦理角度出发,都围绕着“共鸣”二字。有人质疑电视相亲节目里男女嘉宾的真实身份,根据记者采访和知情人士吐露,发现所谓的嘉宾大部分都是刻意安排的,即所谓的“托”,节目涉嫌造假。当相亲节目中每个人都有先设计好的、固定的台词,电视相亲节目的本质便从“相亲活动”变成了“舞台表演艺术”。那么这样安排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因为共鸣!共鸣是观众对电视节目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思潮的一种认同: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感觉到节目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感恰恰正是观众所喜闻乐见的部分,这样的电视节目就没有
8、什么理由不受热捧,热捧的原因就是节目引发了观众的共鸣。艺术真实这一美学概念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为观众共鸣的部分,就是节目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并非是因为素材本身的现实性,而是节目编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