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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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的精准扶贫摘要：中��扶贫工作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传统扶贫政策在扶贫主体、对象、手段、目标等方面仍存不足。必须在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政府外包、企业参与、社会协同建构公私伙伴关系，以多元参与及协同合作实现扶贫主体之精准；通过完善精细化识别机制、建构收入型贫困与支出型贫困相结合的多维考察机制实现扶贫对象之精准；通过推行“互联网+”多种新型扶贫方式投资人力资本以推进科技扶贫、智慧扶贫、创新扶贫、生态扶贫，并关注家庭、支持家庭、发展家庭实现扶贫手段之精准；通过“个人发展账户”对贫困者进行资产建设，并以“现金+服务券”的

2、扶贫资金发放方式促进贫困者可持续发展，实现扶贫目标之精准。中国4/vie　　关键词：精准扶贫；发展型社会政策；多元协同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7）01-0135-006　　一、问题的提出　　扶贫攻坚一直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治理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随着扶贫攻坚计划与扶贫纲要的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和农村转型发展，扶贫开发的成效举世瞩目。[1]1978―2015年，全国贫困人口由2.5亿降至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30.7%降至7.

3、2%。农业科技含量不断增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完善，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大量农民成功实现脱贫致富。同时，我国扶贫攻坚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及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共832个，贫困村12.8万个，贫困户2948.5万个，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人。[2]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扶贫攻坚时，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强调扶贫工作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3]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4、”凝聚成全党共识，精准扶贫正式成为国家扶贫政策的最新表述、最新思路和最新标准，并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践，涌现出甘肃“1+17”精准扶贫方案、贵州“六个到村到户”等模式。　　全新的政策实践需要合理的科学理论加以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语境下的扶贫工作同样需要新的理论介入以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引。为因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欧福利国家危机与英美新自由主义复兴，追求社会政策福利性及其对经济政策促进性，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多元参与，强调家庭、突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可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扶贫工作的指导理论，而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分

5、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的脱贫攻坚思路则可视为是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现实呼应。本文将在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展开对精准扶贫模式的有益探讨。　　二、传统语境下的扶贫之困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及扶贫开发政策出台使得减贫成效显著，依世界银行贫困标准（1美元/天）推算，近30年减少近7亿贫困人口。[4]但若按2015年修订的国际贫困线标准（1.9美元/天），中国贫困人口数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贫困人口的7%。[5]中国贫困治理形势依然严峻，传统扶贫政策之弊端显露无疑，已难以为继。　　扶贫主体：一家包揽+投入不足。长期以来，中国政府

6、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和资源动员能力，过度主导扶贫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而非政府组织和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甚至匮乏。大量的扶贫资源只能通过各级政府组织来传递和管理，而政府部门的利益化倾向及公务人员的“经济人”特质极易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甚至私人化，最终使得大量扶贫资源偏离目标群体。单纯的体制内以财务和资金审查为主的监督手段并不能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受助对象的贫困状况与扶贫成效，加之传统“漫灌式”扶贫方式带来的规模效益，为利用“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继续获得国家扶贫政策带来的诸多利好，一些基层政府即便已经实质脱贫，也会千方百计地通过数字作假而“力争不

7、脱贫”，甚至“争贫”，从而瓜分本就不多的扶贫资金。此外，扶贫主体单一必然加剧投入不足。仅靠政府自身资源很难进行精细化救助，正如发展型社会政策学者指出，“加强并维持生计的行动对地方权力结构、资源和资本性资产的分配形成挑战”[6]。传统意义上，政府主要专注于以现金支付为主的社会救助，但仅就社会救助而言，政府的投入也太少，2014年我国社会救助支出2009.6亿元，仅占当年GDP的0.32%，而日本2014年社会救助在GDP中的占比为0.9%，是中国的近三倍之多。[7]　　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扶助不全面。传统上，我国在扶贫对象的选择方面采取区域瞄准，

8、针对某一区域开展重点帮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即主要针对国家或省级贫困县扶贫。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