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现象文化意义解释的研究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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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俗现象文化意义解释的研究新路径　　民俗学是一门从口头传统和民间习俗的角度研究人、社会以及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推荐的一篇探究民俗现象文化意义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由于人类社会文化具有变迁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所以研究者要掌握民俗学或文化研究领域中客观的研究方法并非易事。这种研究只有在学科间的对话中才能总结和整理出新的方法论。民俗学、人类学最先发生在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目的等方面,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诸多相通、互补和重叠之处,因此,民俗学研究中直接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便成为可能。　　20世纪60年代以

2、后,西方民俗学、人类学进入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代,其研究方法放弃了之前各学派所追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愿望,转而强调主位方法,对象征符号进行分析,即在文化解释的大视野下,采取越来越精细的方法对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这里需要说明的,新的方法论并非完全否定了自进化论以来的所有理论,而是在对各学派理论梳理和总结基础上的发展与延伸。　　同时,新的方法论也没有只局限于格尔兹(CliffordGeertz)的解释人类学,而是以此为跳板,进行文化意义的探究。在民俗学中,这种方法是深入现象的后台与内部,洞察其性质与结构问题、冲突与权力问题、民俗与现代性问题、主体间的共

3、在与沟通问题及文化现象的解释问题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和社会学家提出的一些方法和构想有利于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　　1、从进化论到结构主义的知识积累　　西方民俗学、人类学从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开始,采用一种普适性话语,按照时间顺序来创立,即把历史的时间视为社会发展的演进指标,证实文化有低级与高级、原始与文明、中心与边缘之分。芬兰的历史地理学派兴起于19世纪晚期,作为民俗学领域的第一个学派虽然产生于芬兰,但国际影响甚广,其在学科上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　　不论是历史地理学派还是进化论的人类学派都想到历史的根源处去寻找文化现象相似的

4、基础。民俗学者在世界各地搜集到的许多相同故事,如果按照进化论学派的理解,那就是共生论。芬兰学派吸收了传播论,从文化区和文化起源地的视角来研究民间故事的区域特点和流传历史。　　20世纪上半叶,学者转向分析社会的内部构造理论,把非西方的原始社会当作冲突较少的文化,承认它们的客观合理性,否定文化的高低和比较方法,包括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美国历史具体主义与心理学派、法国社会学派。此后,原始文化的研究在西方各国进步显著。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的《努尔人》稳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范式的基础。随着曼彻斯特学派的崛起,研究则转向社会冲突、社会变迁等问

5、题。美国的新进化论吸收自然科学、能量学说、文化生态学说、遗传学说,使文化进化的动力角度更广,从过于抽象中解放出来。法国则开启了结构人类学的辉煌篇章,使人类学从默默无闻一时间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然而,结构这个名词在西方学术史中不是首创,也不是终极。学术界对结构的关注贯穿于文化研究的始终,他们把结构人类学的视角作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切入点。在此之前,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结构视为类似斯宾塞社会有机论和涂尔干社会团结之类的社会制度的联结或制度形成的社会架构。结构人类学中的结构则更倾向于源于语言学的深层结构语境下的二元对立结构样式,正如其创立者

6、所说:只要系统地运用这种结构分析方法,我们就能做到将一个神话的所有已知变体归入一个系列,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一组置换,其中位于这个系统的两个极点的变体相对地形成了一种对称而相反的结构。　　在此之后,杜蒙在理论和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理论上,他修正并加深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使它回归到民族志事实,由此复兴了以莫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最初主张。在方法上,他结合田野民族志的方法和意识形态研究的经验,落实了莫斯提出的整体社会事实一系列基本原则。杜蒙提倡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建构体系。西方人习惯于以要素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认为体系是由要素构成的,这只

7、能解释西方个体主义社会。实际上,我们不能说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而应该说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人。这样一来,人类学中关于结构的脉络中便生成了更具广延性和深刻性的崭新见解:当下关于结构的洞见,应该从一元构架、二元对立扩展到一张结构之网。　　笔者认为,客观的写作风格对文化现象进行论述是必要的,但文化并不是刚性的物,在描述的过程中应该引入更加合理的文化撰写机制。各种社会思潮都要面对看他者的问题,其实看本身就存在一种权利的姿态,存在理论问题,这就涉及到看的权利问题。在面对一种文化现象时,民俗学家要问自己凭什么看,民俗学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理论意识的挣扎,真实是被建构

8、的,而文化解释的出现则使民俗学、人类学进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　　2、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