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自我效能感测量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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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自我效能感测量研究述评【摘要】当前，有关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能研究；二是与职业行为过程有关的自我效能研究。文章仅从测量的角度出发，回顾国内外研究的进展，展望其发展趋势，以求能为相关研究中职业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的编制和选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自我效能感；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展望　　20世纪80年代，随着自我效能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的兴起，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在国外开始蓬勃发展。纵观职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对它的测量始终处于最基础也最为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1年，Hackett和Betz首

2、先运用自我效能理论来研究职业领域中的问题，设计出了第一个职业自我效能量表，使得自我效能理论扩展到职业领域，出现了职业自我效能的概念。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也开始涉足此领域，编制和修订了各种测量职业自我效能感的量表，并普遍的将职业自我效能感理解为个体对自己能否胜任和职业相关的任务或活动所具有的信念，具体来说包括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能以及与职业行为过程有关的自我效能。一、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能感测量研究　　传统的职业自我效能研究着眼于职业所规定的具体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的职业到各种具体行业，其关注的是个体对自身完成这些具体内容（如职业所需

3、要的教育、所规定的工作职责或任务）能力的信念。（一）一般职业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在研究大学生职业心理时，常常会遇到性别差异现象，即女大学生在非传统女性职业领域所占比例相对男大学生较低。为了解释这一现象，Hackett和Betz（1981）设计出了“职业自我效能量表”，他们假设这种不足是由于她们在这些领域中的低自我效能所致。该量表根据女性在各种职业中所占百分比，选择了l0个传统女性职业和10个非传统女性职业，共20个项目。对每种职业而言，被试都要表明他们成功地完成两种任务的信心：教育要求和工作职责，并以此构成了两个分量表。该量表在信、效度方

4、面均达到了较高标准[1]，目前已被翻译或修订成各种语言，在各不同种族和人群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学者姜飞月，郭本禹（2004）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他们重新选择了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l0个传统女性职业和10个传统男性职业，并对记分方式做了少许调整，使量表更加量化便捷。（二）任务具体化与具体职业的自我效能感测量事实上，在自我效能的研究领域一直都存在着“一般与领域之争”。研究者们提出一般自我效能的概念，用于表示个体应对广泛的任务要求或新情景时的一般能力信心。但以班杜拉为首的领域自我效能倡导者们坚持认为，自我效能感与自我概念、自尊等概念最大的区

5、别就在于自我效能是具有针对性即相对于特定的领域而言的。由于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差异，人们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也存在差别，因此自我效能感总是和特定领域或任务相联系的。　　1996年Betz和Borgen以霍兰德六种职业兴趣为基础编制出“技能信心量表”（SCI），旨在测量与不同职业兴趣类型相联系的活动或任务的自我效能感。汤梅于2001年修订了SCI。2005年王祯等又运用此量表进行了调查，因素分析的结果验证了量表所包括的“管理型”、“研究型”、“艺术型”、“现实型”、“常规型”、“社会型”职业自我效能六因子结构。　　在任务具体化的职业自我效能测量

6、领域，研究者们还单独针对专门的职业技能进行了分析。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有关计算机使用、写作和人际关系的效能感测评，常使用的量表有McCarthy等（1985）的“写作自我效能感诊断工具”、Durndell等（2000）编订的“CSE调查表”及赵永礼（2007）的CSE修订版。　　与此同时，测量各种具体职业的自我效能工具也层出不穷。其中，以教师的职业自我效能测量研究最为深入。此种测量主要有两种趋势[2]，分别以罗特的控制点概念和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前者把教师效能感看成是教师认为他们能够控制其活动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只有两个项目

7、的测验；而后者则从班杜拉的效能和结果预期两个概念出发理解教师职业自我效能，1984年Gibson和Dembo提出了一个包含30个情景项目两个因素的“教师效能感量表”(TES)，并成为当时被广为接受的教师效能感测量工具之一。随后，Hoy和SE-SF），在简洁的同时，它更为高效实用，也具有了更加令人满意的信、效度。目前，CDMSE系列量表已成为了迄今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测量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把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上，使之成为了职业自我效能与职业决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焦点，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人们认为兴趣是影响职

8、业选择与决策最主要因素的观点。同时，它的出现也极大的促进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研究，其中更不乏国内学者尝试编制的一些本土化量表。　　郑日昌，张杉杉（2002）以国内两所理工院校大学生为被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