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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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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曾宪:莫将民主开成空药方
2、第1 (附相关文章一组)朋友告知何三畏先生发表了一篇批评拙文《“省管村”的行政监督如何可行》的《“暗访督导制”不行》(《中国青年报》2001年12月05日)文章,我赶快找来拜读,想知道何先生有什么更好的药方。谁知,我很失望——何先生开的是一张空药方,他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批评我的“封建”意识。由于何先生“太急了”一点,所以,他连基本概念没划清,便开始了批评:“所谓‘行政监督机制’,我可不可以说得粗俗一点,把它叫做‘官管官的机制’?或者把它倒过来说,叫做‘监督行政机制’———行政需要监督。我相信,当行政缺乏监督的时候,
3、‘用行政监督行政’或者说‘官管官’、‘大官管小官’恐怕是一种宿命,也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危害,确实不比‘省管村’的高成本更小。”何先生说粗俗一点无妨,但当他“倒过来”时,却将政府内的行政监督与政府外的民主监督混淆起来了。前者主体是上级政府,它就是“官管官”;后者主体是公民,它是“民管官”。即便在民主监督完善的国家里,后者也不能取代前者,大官也要管小官。同时,既是监督,就都需依法进行,不存在大官永远正确的问题。目前,我们的民主监督制度正在建设中,但这绝不应成为我们不强化行政监督制提高执法水平效率的理由,更不能成为“省管
4、县”这种高成本异常行政现象存在的理由。像大令公庄案,违法实事清楚,之所以久拖不决,关键是基层领导阳奉阴违彼此袒护。根据我的“不逮老鼠,就换猫”药方,此类情况一旦暗访查实,则摘乌纱换领导,以维护宪法尊严公民权力。我实在看不出,这“可能最有效”的“暗访督导”危害比“省管村”更大——大在哪里?何先生没直言,但已暗藏话中:“事实上,如果把‘暗访督导员’的西服领带扯下来,换上宽襟长袍,我们也就似曾相识了。”对何先生这种辩术人们也似曾相识:认为给别人穿上“宽襟长袍”,自己便真理在握了。同样,何先生用“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暗访督导制’不是个办法”来
5、驳倒拙论,也不是个办法。肇始于“九评”的这种宏论句式,背后往往是论据的缺失。因为,历史已经和继续证明的结论正相反:“暗访督导制”是个好办法。中国在“宽襟长袍”的二千多年里,在信息闭塞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封建大帝国的统一,其不断完善的文官选举(从察举到科举)、任免、督查、奖惩制度功不可没。这之中,便包括暗访和秘奏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英国1855年制定《善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之前,中国“宽襟长袍”的文官制度一直被英国政治家视为楷模的;而如果没有英国文官制度确立与推广,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是难以实践的。健全民主政体与
6、严密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至今东方世界不少民主国家,政治一塌糊涂,便与他们缺少有效的文官制度相关。既如此,我们怎能仅仅因“宽襟长袍”而数典忘祖,将某些方面迄今仍值得借鉴的前朝文官制弃如敝屣呢?实际上,今天西方国家,都有一套或几套暗访密查监督系统,特别在涉及反谍或反腐案件时,暗访密查仍是主要手段。每年西方国家都有一批高官因其“丑闻”被暗访揭露而落马。我在文中曾引用肯德基的例子。何文则以“肯德基是家族式管理”为由一笔否定。这又是犯望文生义了:肯德基公司隶属于1997年从百事可乐公司分离出来的百胜全球餐饮集团,其中压根就没有家族概念,又何来家族式
7、管理呢!百胜管理范围远远超出我们一个省的辖地,他们成功的“暗访督察”制为何我们不可引以为鉴呢?何先生还说,他搞不明白:目前农村干部严重违法问题不缺线索“‘明访’都访不完,不访都听不完,还暗访个什么名堂呢?”我很怀疑何先生是在海外著文论道的。否则,他就该知道,目前已揭露处理的大要案,大多都是通过暗访查实线索获取证据的。在这里,不是“明放”访完访不完的问题,而是“明放”有没有效果的问题。焦点访谈不是一次出现这样的镜头:某些执法干部在记者亮明身份前后,几乎完全是两幅两幅完全不同的嘴脸。大令公庄村便曾迎来三级庞大的明访团,最终还没有记者暗访起作用。
8、因此,我搞不明白,明明没效果的“明访”,何先生为何还如此坚持呢?现在该回到“七年上诉冤屈未伸张”大令公庄问题上来了。何先生一眼便看出事件本质:大令公庄是刑事伤害案件,它所以“演化成一个卷帙浩繁的文牍运动”,是由于“行政越位,司法无能”。但为什么会出现七年未伸冤的结局呢?何先生又认为:这是由于大令公庄人“根本没寄希望于司法”而是期待“最终出来一位领导,拍案一怒,事情‘迎刃而解’,于是一场破坏村民自治伤害无辜的悲剧就变成了合乎民意的人治喜剧。”何先生这药方开的让人有些太悲凉了:明明是“司法”部门大打出手造成冤案,何先生却仍指责村民没寄希望于“司
9、法”!已经七年过去了,何先生让大令公庄人再“寄希望”多久呢?何先生是很钟情民主法治的。对此,我很欣赏。但民主法治需要建设,需要实践,而不能将它开成将来兑现的空药方。因此,我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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