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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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衡哲世界历史观初探陈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教北大,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论文联盟国年间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这部教材已经连续再版9次。1943年,陈衡哲应周恩来之邀到访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周恩来对她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陈衡哲及其着作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陈衡哲的《西洋史》继续受到关注,上世纪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进入21世纪后东方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岳麓书社也纷纷再版此书。这样的出版密度在同类史学着作中并不多见,可见此

2、书作为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国内学界对陈衡哲及其着作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就笔者所知,仅有何成刚、张安利的“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着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和黄蕾“陈衡哲史学成就论略”两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以《西洋史》为着眼点,对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为窗口,探寻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观。一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

3、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原六版序》,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

4、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

5、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着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着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人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

6、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

7、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