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进与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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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演进与制度改革一、导言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So.  那些作为纳税企业家行动的人,以及那些作出利用税收漏洞的反应的人,都是在改善他们自己的地位。这样一种地下经济或经济的非纳税部门的扩张,反映了一种向已增长的小规模效率的转移;那些与新的制度调整直接相关的人,在既定的现存税收结构下,转向一种局部最优。地下部门的不断扩张,最终会导致税制结构本身的变动。可是,饶有趣味的是,在这种场合之所以最终会出现改革,是因为企业家增加小规模利润的努力,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大规模效率。  这一点值得详加阐述。考察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某个人从一笔资产获得税前投资收益10美元

2、,而面对50%的边际税率。政府纳税5美元,纳税人余留5美元。现在发现了一个税收漏洞,这个税收漏洞可以使这笔资产所代表的资本的收益逃避纳税。新的免税投资得到收益6美元;现在这6美元全为纳税人所得。尽管纳税人增加了收益,可是国家净损失4美圆。在全局的或总体的意义上讲,国家的经济效率比在发现税收漏洞以前降低了。⑩  随着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学会新的免税选择,经济变得效率越来越低,直至达到某一点,这一点对于所有相关的人包括政府决策人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就会提出改革税则结构的要求。这时出现的制度改革会倾向提高大规模效率,把经济转向某种总体最优。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改革可

3、以解释为是人们对他们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恶劣”形势所作出反应的产物。但是,在这种制度改革途径同那种作为竞争市场经济特征的选择过程之间,存在引人注目的区别。在后一种场合——即在市场中——成功的企业家是努力用更高的价值来替代原有价值。这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在他的风险经营中创造了利润;他增加了局部效率。他还造成了他的竞争对手的破产(资本价值损失)。但是这个企业家的价值收益,以及稀缺投入物的所有者和消费者的价值收益,一般会大于那些遭受损害的人所受的损失。各个成功的企业家进行风险经营的结果,是使整个经济的大规模效率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  可是,正如税收调节例子所清楚表明的,

4、有相当一些企业家的努力反而降低了或者至少是可能降低了总体效率。之所以假定这种与趋向大规模无效率的局部消耗相反的改革最终会产生,只是因为相信会逐渐出现一种要求基础结构变革的一般认识。在这里,在一个人们是分散的、信息是有限的环境中对此环境作出的分散的局部的反应,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时的效率提高结果,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的一致性。  在例子中描述的提高效率的制度调整过程,同市场选择过程之间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区别,是它意味着需要决策者在事后的某一点上考虑结构一立宪改革,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影响社会全体成员的规则改革上,考虑局部化个人化环境以外的事,并且要毫不隐讳地这么去做。 

5、 在一个全体人都作为对特定税则所提供的潜在利益作出反应的纳税企业家和纳税人而采取行动的世界中,决不可能实现法规本身的基础变革。因此,在一个类似于有效率市场的、或以自然选择为特征的同时协调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立宪。针对真正立宪改革的批评,是以这种错误观念为基础的:制度的某种“自然选择过程”或“自然产生过程”的优良效率,是能满足总体效率标准的要求的。因此,这种批评确是使人误入歧途的。  六立宪改革与人性  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哈耶克和索维尔,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些在制度进化的缓慢历史前面接受了一种放松观点的经济学家。正如本章在前面所指出,哈耶克在他认为其方向是错误

6、的制度改革趋势面前并非无动于衷。他明确提倡立宪改革,而同时他又继续严厉批评那些采取理性结构主义立场的人。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制度改革的范围,限制在人类自身那些部分地是为文化进化形成的他不能理解的规则所规定的行为容量之内,在这些明显矛盾的观点之间进行调和是可能的。我们和哈耶克都认为,这种行为规则可能是在一个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缓慢地形成的。  本节所要涉及的是一个在第4节巳经回答但还未作出分析的问题。它关系到可行的一套制度一立宪改革的范围。如何为约束我们的文化进化形成的各种规则划分好坏界线呢?如果对于分析制度一立宪的各种选择来说,“人性”确是一种“相对的绝对

7、”,这岂不意味着还存在一个各种选择都要满足其要求的较狭窄的甚至是唯一的“效率”标准吗?  对于这一点,我曾经得以避开在一个经济或一个国家机构的总体意义上给“效率”下定义。由于回答上面直接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所采用的定是因此再这么做就不大可能了。如果将“效率”定义为一种客见上可测量和可辨识的价值指示器的话,那么在描绘个人对他们的环境作出反应的相对的绝对行为规则下,将只存在一套唯一的使该指示器极大化的经济一政治相互作用制度。在这种环境里,所提出的由“人性”施加的限制和由制度约束施加的限制之间的区别,如果不是失去其全部,也会失去其大部分意义。在这种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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