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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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原因探析摘要：汉代学校教育呈现出繁荣发展之势。主要原因是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汉代思想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汉代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为学校教育创造条件；文化传承内容的变化促使学校教育发展等原因造成的。中国4/vie　　关键词：汉代；学校教育；儒学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志码：A：1002-2589（2017）03-0142-02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

2、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旨归，主要促进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的相继展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中央对各级地方行政、大小官僚、广大民众实施有效的管理，相应的制度应运而生。首先国家行政运作中的息交流主要通过公文传递实现。卜宪群指出：“运用公文实施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秦汉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公文包括与处理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1]睡虎

3、地秦墓竹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其次，秦朝政府制定了严密繁杂的法律法令，用以处理官府、官吏之间及其与民众之间的各种关系、各类事务。事无巨细，大抵皆有章可循：“《秦律》的律篇之多，篇中的律条之细，充分说明了《秦律》的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社会的各个侧面，以及每个侧面的细节都纳入法律范围”[2]。刘邦入咸阳，萧何舍弃宫室财物而独取文书，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文书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汉承秦制，有过之无不及。西汉中期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状况。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可见，法典文书是秦汉行政之命脉。汉代国家行

4、政制度要求进入官僚机构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熟知相关的国家制度法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原来的军功爵仕进制度逐渐演变为察举制度。察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文帝时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传）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废除贤良文学中治申、商、韩非、苏秦等学术者，只推举儒学学者和符合儒学修养的孝廉士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Σ幔�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另一方面国家从太学中，通过考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官僚队伍。儒学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

5、砖，熟读儒家经典、精通儒家义理成为所有有志于仕途的人的必然选择。　　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的特征，促使政府有相应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官学教育应运而生。秦、汉初，国家设置学室，专门培养从事行政的吏员基本文化技能。汉武帝时期，国家成立太学专门培养政府需要的精通儒学五经的后备人才，之后各代帝王不断完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其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官职所拥有的巨大效益调动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桓荣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苦读不辍，曾遭到族人桓元卿的讥讽，后来桓荣为太常，元卿感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后汉书・桓荣传）一语道破了学习的目的所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官学的规模无疑难以满足，于

6、是精通儒学的官员、一般的儒学大师等等纷纷开门授徒，往往一名经师的著录学生能达到成百上千。　　二、汉代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广开献书之路，号召民众向政府献书。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取消了在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辩论学术，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社会意见。政府还广立学官，设置博士。《汉旧仪》载：“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一些爱好文化的诸侯王也在自己的封国之内积极推进学术发展

7、。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提倡儒学、尊礼儒生：“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晁错传）河间献王刘德重视学术：“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