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监管-更新监管理念的取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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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监管:更新监管理念的取向思考内容摘要：作为一项特定的制度安排，银监会成立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提高监管效率。但其积极效应的产生并非可以仅靠制度本身来推动，还需要其他一些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配合,其关键在于更新监管理念。而更新监管理念的取向应为理性监管。关键词：理念更新取向理性监管如同其他任何一项制度变迁，银监会成立的初衷无疑是为了提高银行监管效率。但这次制度变迁的积极效应能否真正得到体现，打破“新瓶旧酒”之嫌，关键在于监管理念的更新，因为只有当“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

2、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刘易斯，1995）时，制度变迁的效果才会渐次产生。而理念更新的取向，笔者认为，是理性监管，因为它体现了制度变迁的初衷和监管作为一种管理行为的精髓所在，即追求效率。一、“理性监管”的理由首先必须说明的是，笔者在此推崇“理性监管”，并非是基于“以往的监管是非理性”的判断——这显然是不合适、不客观的，而是想说明我们的监管理念尚偏重于通常意义（即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导向，而相对忽略了从经济学角度对“理性”的思考，即缺乏对监管成本与收益问题的充分思考与重视，缺乏

3、对被监管者理性经济人特征的充分认识和利用。通常意义上，对“理性”内涵的描述是“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即通过辨别是非、利害关系达到对行为自觉控制的能力，这是哲学意义上对“理性”的诠释，也是监管者惯常的思维方式：对监管者自身而言，有法必执，执法必严，持法必公，是理性的，反之则是非理性的；对被监管者而言，依法合规经营、谨慎避险是理性的，反之，与有关规制相悖的或冒险的行为则是非理性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奠定了我们现存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而经济学意义上“理性”一词的内涵则集中体现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上。在确定

4、性条件下对理性的刻画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的最大化，偏离最大化原则就属于非理性（加里·S.贝克语）。按照这种认识，作为理性的监管者，其目标也应该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即也应该注重监管成本——收益的权衡，力求以尽可能小的监管成本获得最大的监管收益；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认识也应基于“理性经济人”的理解，即首先应将被监管者看作是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内在需求（或冲动）的理性经济人，并据此来剖析被监管者的非规范性行为或冒险行为，并予以调节和矫正。上述两种对“理性”的诠释由于角度不同而存在

5、明显差异，恰恰因为这一差异的存在，引致我们以往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为“管理者的本份就是追求效率”（《有效的管理者》，彼得.F.德鲁克），即以尽可能小的监管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忽略了被监管者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因此，对“理性”理解上的偏向或不全面恰恰是影响监管效率提高的约束因子，恰恰是我们监管理念所需更新之所在。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看，无论是监管技术的创新、监管模式的重塑，还是监管理念的更新，无不渗透了“理性”的思维。如美联储经济学家Kupiect和O.Brien提出的激励相容监管方案，即是基于对被

6、监管者理性的认可：监管当局根据监管的目标设定一个测试期，要求被监管者根据监管要求预先作出（符合性）承诺，使被监管者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能保证做到严格自律。前不久银监会对本系统干部提出了“约法三章”:一是不得超越职权干预被监管单位授信（含贷款、担保、承兑、贴现）、资产处置、项目投资等业务的决策；二是不得插手被监管单位建设工程、物资采购招投标和人事安排等事务；三是不得接受被监管单位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宴请、旅游度假和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贵重礼品。寥寥数语，向人们传递的不只是规范、约束

7、自我的承诺，更是向世人传递新的监管当局在更新监管理念上的一种取向，即理性监管。二、理性监管的要求理性监管首先要求监管者是理性的。一方面，作为监管者应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监管能力，包括对监管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拥有程度，对监管后果及效果的充分估价等。尽管这种理性也是有限的，——按照有限理性论的观点，（管理）决策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信息增长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声称能够掌握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即便是能够掌握全部信息，也不能保证其决策完全正确。因此，作为监管者除了须通过努力建立畅通的信

8、息渠道、尽最大可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监管缺陷外，在行为决策上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应集中有限的监管资源，抓住监管之所“急”，这既是有效利用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的要求，也是树立监管权威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监管者，应始终牢记作为管理者追求效率的“本份”，即以最小的监管成本来获得最大的监管收益。尽管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要测定、衡量其成本与收益（特别是收益）并非易事，但通过对监管成本——收益的分析，至少能促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