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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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三是引进外资。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没有发达国家当年所具有的优越资源条件,不可能从其它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到大量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民族工业;二来它们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市场。这些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和其它非农业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要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实现城市化,困难很大。特别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发展工业以带动城市化,这些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过度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形成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因素,从发达

2、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外移中分得一杯羹,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中国长期基本上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市场之外,国内经济结构又与一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自然既难以用发达国家的既往历史模式来套用,又难以用当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格局来衡量。  其次,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和NU比(N=非农化率)的分析角度而言,一般情况是,IU比最开始大于1,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提高,IU比逐步降低。这就是说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被第三产业所吸收,城市发展的动力的重心由工业变为服务业。中国的IU比和NU比一直高于世

3、界一般水平,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二是非农产业,尤其是大量农村工业分散地在城镇以外的区域发展。造成这种发展格局,既是过去制度选择造成的结果,也是发展中大国所存在的合乎逻辑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作为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大国,印度与我国的IU比和NU比有相似的情况。因此,我国的IU比和NU比高于其他国家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以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多少个百分点。  再次,从“隐性城市化”的角度来论证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是试图克服目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某些政策障碍的后果和统计资料口径混乱等因素而把握城市化水平。应该说,这

4、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参考性思路,但以此来说明城市化滞后,则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居住于农村的情况十分普遍,NU比大于1的现象是一种常态。按照“隐性城市化”的定义和计量方式,即使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计算出一定的“隐性城市化”水平出来,虽然通常人们不会去这么做,但理论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足以说明,“隐性城市化”的方法不能正确把握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城镇行政区划体制混乱和城乡人口流动二元性的特点,使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把握城市化水平较为困难,但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参照一般经验,我们可以把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分成

5、三类: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这类人口,依多数学者意见,按城镇人口的30%计算为宜;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部分是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是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根据一系列典型调查,第三类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可以视为城镇人口。以此标准进行计算,90年代末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该为37%左右,大致领先于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口径计算的城市化率6个百分点,而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基本吻合。  除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

6、为抑制城市发展的现象,如中国20世纪60~70年代,朝鲜以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执政时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都是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城市化发展水平也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相适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与其它国家有别的特征,是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中的结构出现偏异的结果。过多地研究和争论中国的城市化是滞后发展、适度发展亦或是超前发展,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我们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如何从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改善着手,促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3 城市化偏差还是非农化偏差?经济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把中国城市化发展

7、速度缓慢归咎于城乡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认为城市化发展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于制度因素阻碍了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从而产生了“城市化偏差”。按照这种思路,只有把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不利于人口流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废除,城市化偏差才能加以矫正。  客观地说,长期以来形成的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因素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所谓“城市化偏差”的唯一原因,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经过近20年的改革与发展,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影响人口流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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