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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信仰和宗教人文主义ok3Osier)认为医学带有宗教意味:“福音书中比较苛刻的一句话是主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过宗教精神是毫无偏见的,它驱使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去追求理想,甚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家人和朋友。”[10]卡夫卡的乡村医生面临的难题是现代读者非常熟悉的:我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理性如何帮助我们在追求理想和对我们亲近的人负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乡村医生是该选择遵从职业使命呢,还是承担家庭责任?这两个问题是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乡村医生必须选择其一,他对职业的忠
2、诚使他想要保护罗莎的愿望变得不可能。所以,卡夫卡从创作之初就展现了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生活中的选择经常是艰难的,而人又必须要做出选择。卡夫卡对犹太教、基督教意义上的责任都提出了质疑,他不相信拯救、救赎等种种承诺,也不相信责任是不证自明的。在《乡村医生》中,他把责任作为一个问题来探讨,用想象中的各种可能性将乡村医生的责任意识复杂化。乡村医生的责任是什么?是去赶赴可能是虚假的急诊,还是留下来保护罗莎?留下来和罗莎在一起是一种愉悦还是一种责任?作者在小说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责任首先要求承担的能力,而乡村医生是不称职的。他
3、药箱中简陋的医疗器械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病孩已经“无可救药”[11],而病孩的家人对他的期望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能力,他悲哀地说:“我并不是个社会改革家,所以只好由他躺着。”[12]诊断疾病需要深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乡村医生这两者都很欠缺。卡夫卡本人对医生的评价并不高,他自己长期受肺结核病的折磨,限于医疗水平,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力治好他的病。他有一次尽情地嘲讽给他妹妹治病的医生:“这些令人讨厌的医生,摆出一副职业的臭架子,刚愎自用而又没有多少专业知识。如果没有虚摆的职业架子,他们站在病人床边就会像一个中学生一样不知所
4、措。”[13]在小说里面,卡夫卡以嘲讽的口吻来描写乡村医生,说他甚至没有能力诊断出病人是健康的,还是已病入膏肓。其次,责任需要良好的驾驭能力,而乡村医生却没有。驾驭能力问题使卡夫卡多次想到一个车夫驾驭两匹马的故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用这样一则寓言来说明人的灵魂的三重性。[14]柏拉图说车夫驾驭着两匹马,白马象征人的理性,黑马代表人的本能,车夫隐喻人的道德层面,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骑手骑在马背上,他要有能力驾驭这匹马”[15]。在柏拉图的描述中,车夫是道德代
5、理人,在弗洛伊德那里,骑手控制着本能。卡夫卡将这个隐喻推进了一步,他的驾驭者——乡村医生没有能力控制住任何一匹马。责任和愿望都超出他的驾驭能力,医生要给人治病的话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但乡村医生连控制自己和自己愿望的能力都没有,何以谈得上去治病救人?最后,责任还需要明确的身份认同,乡村医生的身份却是模糊的。一般来说,医生是有主体性的个体,从身份上和病人是界限分明的。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乡村医生的身份模糊难辨,他和病人的身份纠缠在一起,最终被剥光衣服,塞到病人的床上。医生成了病人了么?是不是乡村医生也和我们一样搞不清他究竟是病
6、人还是医生?另外,这位医生还被误认为承担着牧师的职能:“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旧有的信仰;牧师是会在家里一件一件地拆掉自己的法衣;可是医生却被认为是什么都能的,只要一动手就会妙手回春。”[16]卡夫卡进一步强化乡村医生本已十分复杂的处境:医生和村民的愿望大相径庭。医生只想看病,而村民却将他视为牧师。病人说:“你要救我吗?(“e”)”[17]而不是“你要给我治病吗?”(“e”)病人的要求超出了医生的能力和职责范围,他要的不是治病,而是神的恩惠,不是身体的治疗,而是灵魂的拯救。但
7、在卡夫卡看来,牧师已失去往日的权威,医生也没有了昔日治病救人的威望。二、信仰的难以维系在卡夫卡留下的文字资料中,他明确反对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阐释他的作品。“不要再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了!”[18]卡夫卡在1917-1918年的箴言集锦中如此说道。1920年,他在致捷克女记者密伦娜·雅申斯卡的信中又一次谈到他反对心理分析的简化论:“我认为用心理分析来治疗疾病是徒劳无益的,所有这一切病症,尽管表面看来令人悲哀,实际上都是信仰问题,是充满痛苦的灵魂寻找心灵的停泊地。……这样的停泊地扎根在最坚固的土壤中,而且它不是独立的、后天培养成的,
8、它先验地存在于人的本性当中,并且会一直起作用。”[19]如此看来,卡夫卡认为疾病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的,正如不能把宗教说成是一种神经症一样,疾病也不能用心理分析来解释。疾病的根源正像信仰问题一样,是超越个体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个体身上。卡夫卡死于肺结核,他的亲身经历验证了他对疾病的形而上思考。19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