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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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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可控性和稳健性,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各社会利益集团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其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为渐进式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 转轨经济的路径选择:渐进式变迁与激进主义,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可控性和稳健性,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使得各社会利益集团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其福利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为渐进式改革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有效降低了摩
2、擦成本,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因而从摩擦成本的角度来说,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王跃生(1997)对根据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的比较而判定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优劣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修正。他认为,从实施成本的角度来看,渐进式制度变迁是一种边际性的改革,每一次改革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一点,因而每一次实际签约的成本都较低;渐进改革中的每一步制度变迁都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另外,渐进式改革的过渡状态的适应能力和产出
3、能力都较强,由于渐进改革的局部性、边际性和盈利性,净收益为负值的时间较短,产出比较容易恢复,这些净收益往往成为外来利润的来源和对下一次签约成本的补偿。因而王跃生认为,将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的总交易成本视为改革时间长度的简单增函数是不适宜的。胡汝银(1992)指出渐进式制度变迁是在集权政治秩序下所进行的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改革进程和改革目标选择高度依赖于上层决策者的偏好和利益,而激进式制度变迁规模更大,更具有强制性,对“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的依赖程度较弱,其制度变迁过程的选择更直接地依赖于社会偏好和投票博弈。也就是说,在改革前的经济体制中,由于高度集权的政体
4、和政治市场运作的完全缺失,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和偏好同社会的效用函数和偏好产生巨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增加的相关度较低。而在整体性的激进式改革模式中,除了经济运行机制发生迅速的转型之外,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虽然增加了改革初期的摩擦成本,但是政治代理制度的发展和政治市场的完善使得政府的效用函数与社会的效用函数接近,政府目标更接近于社会目标,从而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可以大大降低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增加制度变迁的整体收益。三.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在转轨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5、及其成本收益比较上的争论,表明试图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获得关于不同变迁方式经济绩效的精确计量结果是非常艰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区分、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区分,都是经济学家为便于理论分析而作出的概念界定,在现实的经济转轨中,不同性质的制度变迁可能发生相互渗透和包容的情形。我们已经探讨过在中国经济转轨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互渗透的现象,运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在渐进式制度变迁和激进式制度变迁的比较中发现类似的特征。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总体特征上表现出激进性和整体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但是就经济
6、主体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更新过程(指政府、企业与居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必须逐渐获取和接受有关市场经济的理念和知识)、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法律建构与法律转型(指政府和立法机构对传统法律体系的修正以及建立新的法律架构和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型)、国家政治市场和政治代理机制的逐步完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由高度集权向完善的政治市场运作逐渐转型,投票博弈和选举机制逐渐走上正轨,从而建立起民主的相互制约的政治代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变迁而言,这些国家的改革进程又必然表现出某些渐进式转型的特征,因为这几个方面的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
7、而是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培育和成长才能奏效。在这个过渡时期中,选择激进式改革路径的国家所面临的使命是尽量减少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降低以至于消除社会政治震荡,避免大规模的经济滑坡与宏观经济混乱,尽力维持整个过渡过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屏弃了大规模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所谓震荡疗法。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国
8、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种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早期的承包制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根本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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