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悖论”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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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就业悖论”问题研究综述摘要：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日益加深，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就业水平与奥肯定律发生偏离的验证、就业悖论产生的原因及对策等方面，对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探究我国就业悖论问题的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希望能为我国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奥肯定律；就业悖论；经济增长　　　　“奥肯定律”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指失业率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反向比例变化的规律。然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产生了

2、“就业悖论”。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一、我国就业水平与奥肯定律偏离的验证　　　　孙立(2006)对1978—2002年我国GDP指数数据进行回归，获得计算潜在产出量和产出缺口的估计方程式，估算出潜在产出指数和产出指数缺口率；根据城镇登记失业率，近似计算出城镇平均失业率，用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计算出失业率偏差和失业率变化。通过检验得出结论：失业率在一定范围内上升或下降时，产出增长率与其不存在相关性。郝春虹(2007)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引入英国著名学者希克斯提出的非物化

3、中性技术进步因素后，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建立分析模型，对1952～2005年间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名义就业之间并未形成双向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引起名义就业数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时晟蓉(2008)根据1981—2005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的数据，使用奥肯定律模型的数理方程，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从就业增长的弹性看，我国奥肯定律的偏离现象明显。二是从失业率变化量和GDP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看，我国奥肯定律偏离现象明显。　　　　二、我国“就业悖论”产生的

4、原因　　　　(一)我国劳动力制度及供给的特殊性　　首先，在制度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我国的就业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使企业在提高有效就业率时，释放或消化大量无效就业人员，因而出现产出增长、失业上升的“奥肯悖论”。此外，服务行业存在的垄断现象，投资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吸收就业渠道不畅通，这导致我国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为有效减少国有企业中的冗员问题，各地区纷纷开展“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引发了

5、一轮企业裁员的浪潮，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失业率明显上升。而“减员增效”企业劳动制度的改革带来失业率上升，却没有直接导致生产率的下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增长与失业的同向关系。其次，在劳动人口原因方面。唐珏岚(2007)认为，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使中国人口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尽管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了人口增长压力，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员逐渐加入劳动大军，加大了就业压力。殷绛和郭广迪(200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市场化的

6、传统农业劳动力向市场化的非农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我国市场化的劳动人口增长率从最初的不断接近实际GDP增长率，发展到后来的等于和超过实际GDP增长率，在实际GDP增长率高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前提下，最终导致所谓的奥肯定律“失灵”。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　　程实和陆志明(2005)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李昭校(2004)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7、从而使就业率下降。特别是随着新经济在我国的崛起和不断发展及大量高新技术与高新设备的采用，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核能、海洋工程等为重点的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而这些产业在带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劳动力需求则越来越少，进而出现了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高增长作用加强但并未带来高就业的现象。杨富荣(2004)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在相同费用投入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或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花费更少的费用和劳动。因此，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前提下，完成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

8、所需要的劳动投入会更少。吴淑娴(2007)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是导致“就业悖论”的主要原因。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可达50％以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均高于其产值。沈梦滢和方微(2008)认为，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缓慢增长及恩格尔系数的居高不下削减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第三产业发展的不成熟与不平衡，也限制了其本身对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