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理解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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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本理解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　　前言　　范式的存在往往决定着研究的对象与主题。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与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当范式发生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1]93，因而相对于观点和结论的变革而言，范式的转换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　　文本理解的解释学范式有其一定的正当性与科学性，但其割裂历史语境与思想出场之间的必然联系，或将历史语境看作是精神性存在的观点近来不断遭人诟病。如何通过对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来推动研究视域的调整和提升，实现对文本本真意义的理解与把握，成为当代理论工作者的学术使命。　　一、使命

2、、自识与本性:出场学范式的历史生成　　出场学是指以交往实践为历史底板，以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核心要素，来与时俱进地理解文本意义的哲学范式。出场学的出场是时代使命的召唤，是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性使然。　　首先，时代的发展召唤着出场学视域。以《真理与方法》出版为标志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创立以后，立刻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轰动。　　与此同时，它也招致了诸多的争论和批评，并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富有成果的解释学体系，促使和推动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想不断发展和完善。不过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似乎也越来越走向无本之木，走向多元化的行为，正如罗兰·巴特所言

3、:“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　　[3]62文本意义走向无限膨胀、撒播和众声喧哗之中。在这个充斥着结构主义和激进的后现代解释学批判的时代中，如何重新回答“文本理解何以可能”和“文本意义何处去”的问题，准确指认历史文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成为当代解释学家们深切关注的焦点。从贝蒂的“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解释学”构想到赫施通过“保卫作者”来恢复“解释的有效性”，从阿佩尔以“先验

4、解释学(语用学)”出发来建构“语言交往共同体”到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为核心、以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法为方法论的批判解释学理论，从利科对现象学、解释学与结构主义的综合到罗蒂以“偶然性”概念为基础而强调无根基、无本质、无核心的“后哲学文化”，从德里达在“无底的棋盘”上进行的“解释即游戏”的观点到罗兰·巴特的“直陈式”、“不及物”的零度写作，等等，当代解释学家们对于文本的理解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思想设计，对文本意义在变换了的历史语境中的出场以及“如何出场”的问题做了科学系统的解答。　　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必然需要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方法做支撑，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表明同一文本在不同的

5、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中产生出不同出场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其次，出场学是对文本理解之“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定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它包含了理论，是科学研究的构成要素。当研究的范式发生转换时，整个理论视野、理论方法以及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因而相对于理论结论或见解的变革而言，范式的变革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变革[1]88，93。自从古典解释学诞生以来，特别是在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传统解释学时期，以“主体—客体”模式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理解文本意义的主要范式。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解释学才真正发展

6、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学科，并走上了为正确把握文本真理而建立科学方法论的道路。但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在于抛开解释者个人的历史实在来重建或复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虽然狄尔泰在后来也认识到个人经验对于文本理解的基础性作用，但个人理解经验的有限性与对文本世界之普遍性和永恒性理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不断遭人诟病。因此，为了从解释者个人历史实在的角度来看待文本意义的存在方式，主张“存在论”范式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就批判性地指出，解释学并不是建构关于客体认识论的基础，而是此在本身基于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之领会。这一理解范式一经产生，便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美学、历史学[1][2

7、][3][4][5]下一页、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　　但只是回到解释者个人的原初语境并不能回答历史文本缘何出场的问题，况且构成解释者个人原初语境的并不是以前见形式存在的传统。事实上，要想对文本意义做出“充分适应”某一时代的理解，总是“需要获得一种时代的视野，而时代视野来源于当代实践与当代对话”[4]6。因而强调对话范式的后现代解释学认为，文本意义并不受单一主体(主体—客体)的先在控制，而是在多极解释者之间(主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