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学演进的规律及其启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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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寻文学演进的规律及其启示性意义作者简介：伍静（1984-），四川泸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学士。中国5/vie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1002-2139（2017）-03-0-02　　老子早在先秦时代就提出“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的深刻智慧。所谓“反者道之动”，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也就是说“反者道之动”是在相反相成中不断的循环往复。　　就中国诗歌

2、和西方文学流派嬗变而言，其运动路径从文学史角度都可以表述为：从产生、发展到高潮（正反融合的中和平衡）――再到超出平衡进而矫枉过正、最终衰落――然后又否定之否定式回归――这样一个“反者道之动”的循环往复过程。　　一、从中国诗歌的发展概况及文学流派的嬗变来阐释其变化规律与特征　　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开始了诗歌的兴寄传统；到了建安时期，兴寄言志的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魏晋风骨”这一美学特征：“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慨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1]　　“到了梁陈时期，在以宫廷为核心的文人创作中，应诏诗、容物诗

3、、艳情诗迅速发展。歌咏身边琐事、描写月露风云成为诗歌主流，汉魏以来在诗歌中思考人生意义、追求远大理想的传统便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齐梁式的‘弄花草，嘲风月’，是一种缺乏言志述怀的深刻内容和刚健骨力的创作风尚的齐梁�_靡文风。”[2]　　及至初、盛唐，对齐梁靡风又有了批判式的革新和继承，同时强调风雅的复归。在融合正反（魏晋风骨和齐梁文风）的基础上，呈现出集大成的大唐之音。殷潘《河岳英灵集序》称之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达到“神来，气来，情来”的“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完美诗境。[3

4、]至此唐诗在兴象雄浑和声彩兼备的正反融合下，达到了诗歌发展的高潮。　　诗变于盛衰之际，诗歌的发展在唐代到了极致之后，宋代诗歌想超越唐诗的成就就显得非常困难。江西诗派提出了一些“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办法，但也过于理想化，随着江西诗派的发展流变而出现了偏移：江西诗派把学古作为创作的主要来源，参死句，而不像早期江西诗派的创始者那样在学古中有所创新，因而形成了拟古、因袭的弊病，最终走向了没落。虽然宋诗发展中也有像苏轼诗那样的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但总体来说，宋诗的光环已经被宋词所取代，诗歌走向衰弱，并不是说后世诗歌没有好的作品，本来诗歌的优劣就

5、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能像唐诗一样那么大范围、名家辈出的时代已经远去。　　江西诗派以后，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提出诗应该学习盛唐，以“兴趣”为主，注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以及提倡“言有尽而意无穷”朦胧含蓄的意境美，也就间接针对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以理为诗的诗法弊病，一定程度上是对江西诗派后期以学问、以理为诗的扬弃和反叛。可见，诗歌的发展又在矫枉过正中向相反的方向变动。　　再到后来的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又呈现一定程度上学古习古式的复古，虽然同江西诗派的学古因袭有所不同，但也可也看作某一层面的反向运动；在针对前后七子复古的基础上，唐宋

6、派、李贽的“童心说”以及公安派的“性灵说”等又体现了对前后七子提出的理论的偏移与否定。　　从上可以看出，宋诗的整体发展过程呈现出“否定之否定”式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各流派之间并非完全的否定和二元对立，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继承和相互吸收，尽管发展过程中还有其他流派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大体的方向呈现产生―发展―高潮（正反融合）―极致和矫枉过正―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脉络、周期性的过程。　　因此，总结以上各朝代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从汉魏以来注重风骨、兴寄到齐梁靡音或宫体骈俪的转向；到唐诗的兼容并蓄、相反相成的集大成从而达到诗歌发展的高潮；再到

7、宋以后偏执的发展导致拟古、因袭严重，以及过分主理――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等使诗歌的意蕴和审美大大减弱而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其发展流变、特征正好体现了从产生、发展、高潮（正反融合的中和平衡），到超出平衡的极致、矫枉过正的偏移以致最终衰落，最后又否定之否定式的循环往复回归这样的过程。　　二、从西方文学流派嬗变来探讨其发展规律　　托多洛夫提出一种文学史演变模式――“白天/黑夜”模式：即一种文学潮流之后，往往是一种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文学潮流；他还曾指出，“在诗学历史上似乎有从‘有机模式’（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成熟，死亡）到‘辩证’模式（命题-反命

8、题-综合）的过渡”。[4]　　而从西方文学评论潮流的几次转移来看，朱立元认为，出现了“从重点研究作家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的转移。在19世纪以前占主流地位的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等都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