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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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南星改革思想和实践研究赵南星是明朝后期着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赵南星(1550~1627),散曲作家。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高邑(今河北高邑县)人。明朝后期着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上书陈说天下四大害,触犯时忌,乞归。万历中,起为考功郎中,主持京师地区的官员审察,他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

2、被严旨削职。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特别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付诸实施的改革实践,在当时的明王朝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的有些做法和改革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发展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一、健全管理制度整顿吏治恶行万历十七年(1589年),赵南星被任命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就立即向皇帝上《剖露良心疏》,就是要向皇帝“剖露良心”。赵南星列举了天下四大害:第一为“干进之害”,就是太多官员花钱跑官,忙进贡,不务实。第二为“倾危之害”,即小人得志,猖狂起来,有能力的人反而没有机会提拔。第三

3、为“州县之害”,即州县官吏太胡闹,素质太差,欺压老百姓。第四为“乡官之害”,即乡绅俨然成了地方恶霸。赵南星痛陈:“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他还指出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官员的名字,认为他们“皆众论不予者”。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导致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呈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例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朝廷办事机构的残缺瘫痪,导致当时的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甚至正常功能严重缺损。如,万

4、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治国之道,在于严明的吏治,也在于清明的吏制,即形成一套完善的官员任命、管理制度,诸如对官员进行选任、考核、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仅靠官员的道德觉悟是不现实的,还必须靠制度的效力。赵南星面对此问题非常明了,他尖锐指出,朝廷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当朝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必然会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痛心疾首地陈述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平民家庭缺仆尚败,朝廷缺官也难免衰亡。有鉴于此,赵南星坚决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

5、全官制。由于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虽设有十五人,但天启年初仅有八人,以致“事多废弛”。赵南星入主吏部后,“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及至四司官员补齐,赵南星仍然感觉不敷行政,遂上疏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支持和赞成。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使朝廷国家机器进入正常运行。赵南星催补缺[1][2]下一页官的努力的确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天启初年,“众正盈朝”、朝

6、廷国家机器迅速恢复正常运行,应当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整顿吏治恶行、锐意改革的实行密切相关。赵南星还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些卓有见识的思想主张,并且他坚定勇敢地将之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健全制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不过,也应当看到,赵南星因为在朝时间很短,而且职位权限仅至吏部尚书,因而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只能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等“高层”的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积弊则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当然,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推翻封建制度,这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是他改革之所以失败并

7、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而苛求古人。由于明封建王朝的各种弊端,得到皇帝的宠幸的阉党魏忠贤的势力迅速崛起,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物以类聚”,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人们称之为“阉党”。朝政由魏忠贤掌握,以至于发展到了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帝,甚至到了一些依附魏忠贤的官员,将其称为“九千岁”的地步。阉党的所作所为,引起正直官员的愤慨,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