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

《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　　摘要：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关键词：新诗史；现代主义；谱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深刻转变和诗歌写作的新进展，诗歌研究在诗学观念、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

2、回到自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建构一种有别于建国以后政治论诗学的诗歌历史叙述，确立诗歌的审美性本体意义，为当下诗歌提供合法性论证就成了多方的需求。　　　　一、最初的历史重述：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局部建构　　　　直到90年代中期，专门的诗歌史写作还较为薄弱，诗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诗人个案研究、诗歌流派、思潮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如李金发之于初期象征派，徐志摩之于新月派，戴望舒、卞之琳之于现代派，艾青之于七月

3、派，穆旦之于“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这些工作承担了清理历史盲区、确立新的评判标准、重建诗歌秩序的任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一些过去受到贬抑的诗人、诗歌流派、诗学理论得到了重新认识。　　在最初的历史重述中，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建构成为了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方面见诸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个案及群体研究，也见诸于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更具整合性的史论性著作中。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合著《中国现代诗歌

4、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　　程著诗歌史在处理前30年诗歌时基本延续了洪著的叙述方式，但在评述八九十年代诗歌时，与洪子诚那种对自己的叙述“缺乏信心”的自省精神，不轻易作臧否的审慎态度不同，他的描述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性。作为命名、阐释、建构“90年代诗歌”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理论家，在他的八九十年代诗歌谱系中，从“白洋淀诗群”到“今天”派的朦胧诗、

5、“北大诗歌”以及“90年代诗歌”(主要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构成了从源头到发展再到“复杂”与“综合”的基本线索。食指被建构为朦胧诗的先驱，“白洋淀”则是朦胧诗的小小摇篮，到《今天》“造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派——朦胧诗群”。在他的判断里，从白洋淀走出的不少青年诗人，后来成了现代主义诗潮的中坚力量。较之洪著，朦胧诗时期的其他诗歌活动，如贵州以黄翔、路茫、方家华、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启蒙社”，则被完全排斥到了诗歌史叙述之外。对80年代中期出现的“第三代”诗歌，程著也给了“他们”与“非非”诗人群少量的篇幅，但又采取了一种有

6、意贬抑和历史化的方式。如说：“于坚的诗，在1985－1989年间处于个人创作的‘鼎盛’状态”，“他的诗作……写于1983年至1984年，但在两三年以后才引起广泛注意，不能不说明当时‘时代气氛’所起到的作用”，“90年代之后，当中国社会的格局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后，‘非非’诗人虽然希望重整旗鼓，但勉力支持不久，终未能继续下去”。很显然，单就在90年代依然活跃的于坚来说，把他的鼎盛时期认定在80年代，实际上就是把他历史化，并排除到90年代诗歌序列之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他对“北大诗歌”的溢美之辞。“在北京的一些大学校园和

7、艺术圈子里，现代诗歌的萌芽仍在顽强地滋长，……这些诗歌的细流到1987年前后，终于冲破坚冰，汇集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新诗潮流”，“这些青年诗人对‘朦胧诗传统’不像南方诗人那样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所以，尽管他们也吸收了现代诗的创作技巧，但在诗的主题和内容上，却显示出吸收古典主义某些审美原则的写作倾向。在以反传统、主张口语化为主流的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青年诗坛，这一倾向凸现了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正因为如此，它在后来日渐成熟，逐渐成为90年代诗歌中一个主要的创作倾向”。“海子和他的诗人朋友对永恒价值的执著追求，对精神诗界热烈而坚

8、韧的固守，和他们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诗风，不仅开创了北大新诗的一个新传统，实际也载入了中国新诗的史册。”在这一贬一扬的叙述中，90年代诗歌就完全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天下。　　更有趣的是程光炜叙述世纪之交诗歌论争时所采取的方式，作为此次争论的积极参与者，他首先把自己和“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置于受害者位置，而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