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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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诗史叙述：总体与局部　　摘要：近30年来的新诗史叙述，经历了从局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重建，到更具整合意味的总体诗歌史的转变。但是，完整的20世纪新诗史仍然付诸阙如。近些年来，诗歌史研究重新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诗歌活动或特定诗歌群体的诗歌生活细节，这一重写的新趋势将深刻改变目前以现代主义诗歌为中心的主流叙述方式。　　关键词：新诗史；现代主义；谱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深刻转变和诗歌写作的新进展，诗歌研究在诗学观念、研究对象和价值评判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诗歌观念更新中，诗回到自

2、身。同样，在诗学观念更新中，诗学也回归本位。人们认识到：诗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仅仅是诗；而且，必须从符合诗的美学本质的途径去接近、打量诗歌”。建构一种有别于建国以后政治论诗学的诗歌历史叙述，确立诗歌的审美性本体意义，为当下诗歌提供合法性论证就成了多方的需求。　　　　一、最初的历史重述：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局部建构　　　　直到90年代中期，专门的诗歌史写作还较为薄弱，诗歌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诗人个案研究、诗歌流派、思潮研究等基础性工作上，如李金发之于初期象征派，徐志摩之于新月派，戴望舒、卞之琳之于现代派，艾青之于七月派，穆旦之于

3、“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这些工作承担了清理历史盲区、确立新的评判标准、重建诗歌秩序的任务，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一些过去受到贬抑的诗人、诗歌流派、诗学理论得到了重新认识。　　在最初的历史重述中，现代主义诗歌谱系的建构成为了诗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方面见诸于大量的现代主义诗人的个案及群体研究，也见诸于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更具整合性的史论性著作中。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德厚、张福贵、章亚昕合着《中国现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

4、版社1995年)、王毅《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罗振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等专着就是这时期的一批成果。这些史论性著述和其他大量的个案、群体研究一起，彻底改变了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对新诗历史的主流叙述，也为当代诗歌关于朦胧诗、第三代及90年代诗歌的历史谱系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依据。　　80年代以前的30年，政治论诗学话语统治下的诗歌史，在主流一逆流、革命一反革命、民主主义一社会主义等简单二元对立叙述中，建立

5、了一套新诗历史话语。从80年代开始，这种历史被逐渐颠倒过来了。正如郑敏先生所言：“自从30年代40年代我们就逐步形成一条进步诗歌与不进步诗歌的判断标准。这条分水岭在50年代以后取得了合格证，它从非文学、非诗歌的立场出发，将我们的诗歌江山一切两半，将其中的一半捧上了天，另一半则打入了地，加以活埋。”80年代以后，曾经被打入地下、被活埋的那一半——主要是觋代主义诗歌，被重新发掘，重新评价，在今天谈新诗历史，初期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派”等，已经成了新诗历史系谱的中心节点，并自然延伸到80年代初走上历史前台

6、的朦胧诗及其后的“第三代”、90年代诗歌。　　这种颠覆性的历史叙述在揭示长期被遮蔽的诗歌历史、恢复历史真相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也会形成新的遮蔽。钱理群曾反思道：“原先被称为‘支流’与‘逆流’的‘不革命’(‘反革命’)的文学，例如作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被称为‘现代主义’的作品，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偏于闲适、幽默风格的作品，等等，又被置于主导(类似于‘主流’)的地位；而‘革命文学’则似乎被9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读者所遗忘，连它们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受到了怀疑，‘革命’(与激进主义)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成了‘专制’的

7、同义语……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理路却根本没有变：依然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仍旧是一方压抑另一方的等级叙述。”因此，从诗歌史本身的要求看，对过去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诗歌及诗人，在祛除意识形态魔障之后，如何不是简单否定、忽视或排斥，而是从诗歌美学本体角度去重新认识，是一个有待开展的课题，而仅仅以现代主义诗歌作为诗歌史中心的叙述方式也值得进一步反思。　　　　二、世纪之交：诗歌史写作的多向展开　　　　世纪之交，大量诗歌史专着相继出现。断代史有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人民

8、文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着重于诗歌艺术流变的有龙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