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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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三）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

2、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矩《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

3、，1978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

5、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

6、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

7、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着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

8、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