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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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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雅乐复古的实践——浅析北宋“景祐议乐”闫好丽摘要:宋仁宗景祐年间,为了改作雅乐,朝臣之间展开热议,史称景祐议乐。其结果,李照等人新作雅乐遭人批评而被废,景祐议乐终无所成。景祐议乐承载着以雅乐正王道的儒家正统观念。不过,景祐议乐中“复古”的理念虽一再被人提及,却始终没有定论。雅乐的“古制”也终于在众多关于古制的讨论中湮没无闻。..关键词:景祐雅乐复古北宋结束唐末五代的战乱割据,立国以后,尤为重视礼乐文化的建设。宫廷演奏的雅乐,宋初一度沿用了后周的王朴律,但不久之后,“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1]为由
2、,诏和岘参照王朴律而重定乐律。这便是乾德四年(966)的“和岘乐”。但和岘乐并未推行,直到仁宗时代,宫廷乐工仍然遵照的是后周的王朴律。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判太常寺燕肃上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则所涂积厚,声益不协。”[2]于是将雅乐所用乐器清理一番。景祐二年(1035)二月,宋仁宗检阅了宫廷乐工,并诏来知晓音乐的李照,询问雅乐声高的问题。李照的答复是:“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3]于是请求改
3、乐。仁宗皇帝对这一倡议很感兴趣,马上下诏重定雅乐。由燕肃负责,又派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一起办理。而直接从事改乐工作的,就是这位集贤校理李照。一、李照改乐李照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黄钟律的音高标准,并制作相应的钟磬。据《宋史·乐志》记载,他先是“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4]累黍的方法,见载于《汉书·律历志》:“度者,……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量者,……本起于黄钟之龠;……以子榖秬黍
4、中者千二百实共龠。”[5]以黍作为衡量律尺的标准物,这不仅是一种客观依据,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着儒家的思想内核以及对雅乐的神秘性解释。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此法的操作流程,所以在雅乐史上,虽不乏拿这种标准来制定黄钟律管的先例,却往往纠缠不清,难以确定。李照当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他累黍不成,又用“太府布帛尺”为依据,这才做出他所谓的“下太常制四律”的黄钟音高。而同时,他又积极访求“潞州羊头山秬黍”——即《汉书》所载之秬黍——并“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
5、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6]几个月后,潞州秬黍终于送到朝廷,李照再次累黍,结果“乃与太府布帛尺合”,李照似乎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不过,事实是,同样是潞州秬黍,李照和稍后的胡瑗则分别得出了不同的黄钟音高。其原因在于李照是“纵累之”,而胡瑗却是“横累之”。可见这种定律方法的随意性之大。同样是依《汉书》的复古做法,结果却众说纷纭,不能统一。从记载来看,李照的律既不得士大夫们的认可,也不受乐工们的欢迎。“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
6、…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7]音官乐工们也自会想办法:“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8]歌工们为了自己方便,私下里改了他的钟磬形制。这也是为什么李照自己称所作乐律下太常四律,而其后论者却均言其只“下太常三律”[9]的原因之所在了。而李照对此竟无所察觉,也足以见得雅乐复古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凭空想象,更多的是理论阐述,而与音乐的相关性倒在其次了。二、胡瑗、阮逸
7、改乐景祐二年(1035)四月,仁宗下诏:“中外臣僚及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10]三年(1036)三月,再次下诏访天下知晓音律者。事实上,雅乐流变至宋,其古制早已湮没不闻,复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宋代又恰是俗乐兴盛之时,坚持儒家理想的宋代士大夫力主于雅乐复古的同时,民间乐工可能更关注的则是音乐的娱乐性和观赏性,这一点上,雅乐是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的。不过,诏令还是有效果的:“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8、”[11]这样一来,就不再是李照一人“随意制作”了。阮逸、胡瑗显然跟李照不一样,尤其胡瑗,他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些人跟李照相比,音乐方面的造诣孰优孰劣虽不得而知,不过,说到雅乐的正统性以及引经据典、援引故事,则胡瑗等人应该是更胜一筹的。胡瑗、阮逸由翰林学士冯元带领,主要职责就是检查典故、讨论历代乐理,从文献记载中梳理雅乐制度。当然,有理论就得有实践,胡瑗、阮逸也制作了自己的一套律尺钟磬。景祐三年(1036)三月,由冯元领头进上了他们的秬黍新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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