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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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志在农业科学史上的意义论文方志在我国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价值实与国史相等，甚至超过。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之广，如顾颉刚氏所指出的：“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纪；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freelpa的音译。日本学者18研究占城稻的作用，就引湖南通志这条记录，扩大了占城的作用。《湖南通志》的另一大谬是黏（籼）粳不分，竟说“粳种来自占城。”方志有时可以拿来与古书记载互相校勘，纠正古书上的讹误。比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物产部分记载当时杭

2、州的9个水稻品种中，有一个名“杜糯”。浙江省图书馆所藏六种版本的《梦粱录》都作杜糯，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但咸淳临安志上介绍同样的品种中，杜糯作“社糯”，杜显然是社之误。此外，利用方志的记载，还可以判定某一地区新引种的作物的时期。比如一般认为烟草是明朝传入我国的，这在《东阳县志》（康熙十七年）中也说得很清楚：“烟草，向固无之。明末始种，今乃益盛，皆当禁限者也。”从《上虞县志》（光绪）的记载中还可以知道，烟草最初传入时，用的是译音，叫“淡巴菰”（tobacco），是福建漳州人从海外带入，最先在福建种植起来的（不俱引）。清初的《东

3、阳县志》中还没有提到玉米和甘薯，但已知道有甘薯这种作物，说“今东民未有此种也，……今闽广多种之。”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甘薯在福建引种后，徐光启很注意这个作物，将其引到上海种植，大加提倡，浙江中部的传入是较迟的。可见要知道一地作物的引种历史、时间、地点和传播过程，就非依赖方志的记述不可。四、问题与展望封建时代的方志，其内容和体系是按封建社会的标准编排的，总的是为封建的统治服务的，所以除了地理沿革、建置、职官、兵备、户口、田赋等外，对于我们今天看来意义不大的寺观、祠墓、祥异等的内容，记载得不厌其烦，所记人物、艺文等方面有很强的倾

4、向性，如歌颂妇女贞操、死节之类。而对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则非常简略，甚至缺乏记录。这同修志的士人脱离生产、轻视农业、手工业，劳心者治人的思想分不开的，笔者所查阅的23种宋志，不记载水稻品种的占有13种（占56.5%），如宋咸淳四年《毗陵志》的物产部分，在稻字下，只抄录了《尔雅》和《说文》的释稻文字了事。淳熙十三年的《严州图经》物产除抄了一些古书句外，关于水稻只写了谷、粳、糯在字。明清方志中类似的也不少。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的方志数，无形中打了一个对折，不能不说是憾事。有方志而不记载物产的名称，就使得这些地区在农业史上成为空白，没有

5、办法补足。对比之下，那些方志中对于农事情况记载得很详细的象万历《绍兴府志》、嘉泰《会稽志》、康熙《平阳县志》等的撰写者，有那样重视农业生产的眼光，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在同是记载农业生产的方志中，彼此间详略差别也很大。以农业为民生根本，着意搜求记述的是少数，多数方志都是作为一种例行公事，在物产类下点缀一下而已，因而这些方志遗漏的远比记下的多。如嘉泰《吴兴志》，其物产部分记录稻的品种仅十里香、师姑秔、八月白等8个，接着就说：“询之农人，秔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作者明明为此进行过调查，询问了农民，却认为品种名称鄙俚

6、，就给砍了。这比《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以“询之老农，验之行事”作为著书的原则精神差远了。元至顺《镇江志》（1334年），在记录了16个水稻品种以后，就说：“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类似之例甚多。这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三，是方志本身的佚失问题，方志留传的共同规律是愈早期的佚失愈多，这对研究一个地方的农业纵深历史带来困难。比如上述东阳县的耕作制和施肥技术只知道在清初已很流行，更早的方志如南朝宋郑辑之的《东阳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洪遵的《东阳志》咸淳间（1265—1274）的《东阳志》元·赵绍的《东阳图志》，至正元年

7、（1341）的《东阳续志》等都已佚失，不可再睹。总之，尽管方志的研究利用存在上述三方面的缺憾，但是现在的方志还是一个为数庞大、有待于我们探索的宝库。现代科学研究是按学科细分的，方志本身是综合的。每种学科往往只用到方志中的某些部分。对方志的研究利用又是学科交叉的，任何一种学科要研究方志都离不开图书馆学界的协助配合，图书馆学界研究方志如不同各种学科取得联系协作，对于方志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能深入理解的。“文化革命”前，江西省、上海市等曾将当地收藏方志中有关物产部分汇编成出版，使用起来很方便，但这个工作需要全面铺开，搜罗齐全，才更有

8、意义。如果只有少数几个省做了，其他省没有做，就将大大影响利用的价值。方志的研究历来是文史领域中重视得多，研究得多，自然科学史领域如地震、气象等研究较为领先，农业科学史或生物学方面可说还在起步。笔者希望通过图书馆学界和农业史界的协作，出版单位的技术，将有愈来愈多的方志物产部分及其他部分的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