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论中的社会功用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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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方文论中的社会功用论比较摘要：从古到今，无论中外，文学的社会功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古代的先贤圣人也早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比如我国的孔子和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为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发展道路。在文学的社会功用方面，他们的见解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不同，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文将对其异同进行简单的分析比较。中国5/vie　　关键词：中庸；卡塔西斯；社会功用　　一、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概述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主要表现在儒家的诗教方面，诗教即著名的“兴观

2、群怨”说，《论语・阳货》篇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①孔子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识学习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文学批评的标准则是“思�o邪”，即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无邪”即是不过“正”，符合“中正”即为“中和”，具体而言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些共同构成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庸传统。　　而在此之外，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卡塔西斯”说，关于“卡塔西斯”，中西方的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从宗教角度解释为“净化”，有的从医学角度解释为“宣泄”，罗念生则将其

3、译为“陶冶”，认为其作用就是让观众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保持一种平衡的感情，即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观众的太强太弱的感情得到锻炼，使太弱的得到增强，使太强的得到减弱，达到感情的适度，这种适度即是中庸。　　二、中庸之道与卡塔西斯之差异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位圣人提出的理论是极具相似性的，首先他们都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社会作用，而且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文学作品的影响达到一种“中庸”的境界，这是他们内在的美学原则。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是审美与对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的不同。孔子审美的最高标准是“尽善尽美”，主要强调美与善的结合，《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

4、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②所谓“善”即是他的仁政德治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他对一切文学作品的审美都建立在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之上，建立在这种体现天道的人道之上。这种思想决定了其作品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必然是内容决定形式，“文质彬彬”为最佳，但当质与文不能兼得时必是弃文而择质；亚里士多德的审美标准则是注重“真”与“美”的结合，所谓“真”即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摹仿，诗所描写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最高境界则是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进行理想化而合理的创作，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即是美的。为了达到这种“真”的效果，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就会对某一方面进行穷形尽相的描

5、写，比如荷马式的比喻，为了突出本体而对喻体进行极力塑造，甚至把本体抛在一边。　　其次是情感的表达方面。儒家的传统注重内在，强调诗人的自身修养，提倡正心修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是诗人自身首先要做到的，自身表达了这种节制、中和的情感之后给读者的直接感受也是中和而不过分的，因此大众会在这种感召之下逐渐形成中庸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雎》则是这种标准的典范之作。而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则主张作者要淋漓尽致地宣泄这种怜悯、恐惧之情，注重个性情感表现的自由与无拘束，以使读者能最大范围地体验、感受类似情感，达到最大程度的宣泄，从而达到最佳效果的心理平衡，这便形成了情感表达上

6、完全不同的两种路数。如果说中国诗人企图在文艺中节制情感，获得心理平衡，那么西方诗人则乐意在文艺中宣泄情感，在狂欢醉舞中求得心灵的舒畅。中国是内在的节制，教育性地达到中庸目的，而西方则是外在的宣泄，在娱乐中引导性地完成这种蜕变。　　第三则是关于中庸的本质问题。儒家倡导的中庸是建立在伦理道德规范之上的，无论是“诗言志”还是“文以载道”，儒家文学作品中的道德内涵都是严肃的，以在社会上形成正面的引导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榜样性的存在，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本身也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修养，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教化引导之目的而不落于纯粹说教的窠臼。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所谓“气”则是指

7、内在的人格气质与仁义修养，这种修养达到“为仁由己”的境界之后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自成高格的。与中国相反，西方的中庸则很少牵涉到伦理道德问题，并没有将和谐中庸之美视为伦理道德的附庸和象征，美即是单纯的美，即便是仅仅从形式上分析也能发现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因此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不会显得浮夸，而是艺术表现的必要。而这些作品一旦被伦理道德所钳制，是无法酣畅淋漓地发挥其功效的，这也便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魅力之所在。　　三、总结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发现，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中西方追求中庸之道的途径以及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