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基于合作博弈的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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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鞍钢宪法”：基于合作博弈的重新解释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课题“劳动契约与企业治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负责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衔。张衔庄志晖收稿日期：2007-12-02作者简介：张衔（1955-），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庄志晖，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摘要“鞍钢宪法”尽管在发源地中国昙花一现，但它对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管理与组织创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目前对它的认识并未真正涉及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本文认为“鞍钢宪法”和以它为先导的日本模式是在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构建一个信任合作的机制，寻求重复博弈的

2、稳定的合作最优解，从而是对普遍存在的企业科层失灵的突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鞍钢宪法”在中国昙花一现，却在日本和其他地区扎根并带来组织创新的真正原因，进而从历史教训和国际经验中理解“鞍钢宪法”对于我国企业治理的现代意义。关键词鞍钢宪法重复博弈信任合作企业治理“鞍钢宪法”是由我国大型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它的内容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尽管“鞍钢宪法”在中国长期被作为大跃进期间意识形态在工业中的体现而被遗忘，但它对日

3、本、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广为推崇的日本企业组织模式，就直接受到“鞍钢宪法”的深刻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1994)明确指出，“毛主义”（指“鞍钢宪法”）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提高组织效率。这一认识将“鞍钢宪法”与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相联系，强调其对生产的质量控制管理的意义。在总结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崔之元（1996）

4、指出，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而“鞍钢宪法”则是对这一逻辑的挑战，强调的是灵活生产方式，是对僵化的技术分工体系的改进。对“鞍钢宪法”的这些认识，实质上是将“鞍钢宪法”视为对福特制的挑战。尽管这些认识对于理解“鞍钢宪法”有重要意义，但并未真正涉及“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从本质上看，“鞍钢宪法”和以它为先导的日本模式是要在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管理者之间构建一个信任合作机制，以寻求重复博弈的稳定的合作最优解，以克服企业内的科层失灵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鞍钢宪法”的核心价值所在。一、市场失灵与企业失灵按科斯（1937）的理论，企业的产生是由于利用价

5、格机制存在成本，这些成本涉及谈判和实施合约所花费的各种交易费用。企业利用科层的行政协调机制代替了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在企业内部依靠企业家的权威组织资源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8企业是对市场失灵的替代，但是以科层为特征的企业在纠正由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所衍生的激励问题时效果究竟如何？尽管科层可以部分改善市场的低效率或者克服自愿合作行动的失灵，但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因素，同样可以造成企业科层的低效率（尽管程度上也许不同）。团队生产的外部性，使得完全的高能激励不可能实施，管理者无法通过激励使个人利益与组织效率完全相一致（威廉姆森，1985）。同时，企业内部充斥着因信息不对称而

6、带来的机会主义。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存在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欺诈的行为，为降低这一机会主义行为而建立的治理结构所负担的代理成本很高，因此企业离理想效率甚远。米勒（2002）将社会选择理论用于对企业的深入分析，发现科层中自利行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持续的低效率，科层并不能达至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完美一致，造成市场失灵的因素同样会造成企业失灵。当发现科层并不能得到最优效率时，一些经济学家的做法是返身求助于市场，认为通过外部的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压力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效率。但是，斯蒂格利茨（1998）对外部市场的作用表示了强烈的怀疑。由于产品质量的多维度和经理才能的专长特性

7、，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信号。在控制权市场，由于监管是一种公共品，股东并无足够的积极性监督企业；同时，投资者接管低效率企业只具有有限积极性如果控制权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存在多个接管者，那么接管价格就必然被抬高到充分的市场价值。这样搜寻低效率企业的信息成本就无法收回。另一方面，如果接管者可以提高企业价值，那么原来的股东必然不愿意在低价上出售股票而愿意参与企业未来收益的分配，从而使控制权的转移变的很困难。，接管机制也是不完善的。因此，寄希望于外部市场约束来促进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