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主体承担和实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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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主体承担和实现维度　　[论文关键词]价值　主体承担　实现维度　　[论文摘要]建构国家创新体系是我国各族人民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实践活动。目前，学界对这项实践活动的“如何建构”从技术层面研究的较多，而对其“应当如何”的价值分析却相对较少。建构国家创新体系既是一个探求建构活动的客观规律的求真过程，也是为我国民众谋求福祉的求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后者规定着前者的方向和进展。　　　　一、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主体承担　　　　个体的实践活动需要一定的价值取向作指导，社会群体的活动需要科学的理论作导引。价值、意义与形而上学是紧密关联的。经济

2、哲学、科学哲学、教育哲学与伦理学等学科的重要职责，就在于提供给人们一种对社会活动进行理解和追求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施特劳斯指出：“哲学必须谨防希望给人以启迪，然而哲学却必须有启迪作用。”（[德]列奥·斯特劳斯等编：政治学史[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4页）理论化的价值，在国家创新体系建构中自有它们的位置，人们用这些宽泛的符号来确认自己特殊的利益和选择自己的行为，这样最终影响到历史的进程。理论化的价值，是一种智力捷径的形式，把许多事实压缩进一些简单的符号。理论化的价值作为一个标杆，指示人们实践活动的方向并告诉活动应该去的地方，并预言它与将去的地方之间的里程，用来测量现实与理想

3、之间的差距。国家创新体系战略的决策者和领导者需要科学的理论化价值观作为行动的指南，社会普通民众的行动也需要理论化的价值作为导引。而理论化的价值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符号，只有那些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怀有高度的人文关怀情感，又深谙我国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世界历史、未来发展的哲学家或伦理学家才能担当此任。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一切伟大的伦理哲学家们的显著特点正是在于，他们并不是根据纯粹的现实性来思考。如果不扩大甚至超越现实世界的界限，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前进哪怕一步。除了具有伟大的理智和道德力量之外，人类的伦理导师们极富于想像力。”（[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4、，第76页）在我国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哲学社会工作者应该承担起此项任务。　　那么，这种理论化的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本质上，价值的选择乃是一个对自我意义认同的过程，同时，这种认同又必须被纳入到人性、历史和更广阔的文化范围内进行讨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一种价值观是否符合人类本性、是否符合人类追求的“优良的生活”，是这种价值观能否成为普适性建构价值观的基础。现代政治学家认为，人类在本性当中具有一种自决能力，人类依靠自己的自决能力会将那些符合人性和人类“优良的生活”的政治价值观，确立为基本的普适性政治价值观。自决原则，每一个政治社会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政治文化和道德发展。自决原则并不仅仅限于

5、一些价值观和思想产生于一种文化而阻止另一种文化对它们的接受。自决原则允许一种文化决定它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和目标应该是什么——只要这种文化认定这些新思想是适合自己的。一种观点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包含的理性力量，即其内容本身的普适性，而非制定者的权力和权威。接受者会独立地评价这个观点，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戴木才：政治的价值基础及维度[J]，哲学研究，2005（08））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理论化的价值观植根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积累的沃土之中，脱离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理论化的价值观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自我意义认同的基础上，在现实的问题域中寻找理论化的价值生

6、长点，从而在自我的知识视野中提炼出普适性的价值，并以特有的符号形式向世人提出理论化的价值。　　但是，普通社会民众才是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是否可行”的最终裁判者。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并不能掌握“建构是否可行”的最终判断权，理论也没有决定“建构是否可行”的最终能力，而只有社会民众才能掌握判断“建构是否可行”的终极权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然而，他们对人们的社会活动的分析及其“启迪的作用”，最终还是要由社会的普通民众来裁定。社会民众在生活中用他们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国家创新体系建构活动的喜好与选择。社会民众在一定的时期可能会被误导，但对现实建构活动判断的最终权利却始终归于他

7、们，并始终是一股无法被消灭的力量。社会民众对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认同，是以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自己的“优良的生活”作为标准来判断的。这是现实的建构活动最终是被肯定还是被否定的决定力量。　　二、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实现维度　　　　国家创新体系价值具有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之分。实质价值是国家创新体系价值的基础和核心。然而，重视创新体系价值的内在本质，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其形式价值。国家创新体系价值应当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形式的有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