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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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论文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完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社会激荡最强、文化震撼最烈的时期。中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与蝉变。但是，如何解释和理解中国这20多年的急剧发展，似乎成了国际社会中国研究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各种看法纷呈于世，有的完全相反。一、“中国特殊论”VS“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奇迹论”面对2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众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专家贡献了难以计数的学术成果，试图对中国近年的发展历程作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大致而言.

2、freely)，既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本质是垄断和排他的。它是一种建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杂交体不仅在西方的经典教科书上完全缺席，而且在西方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前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变迁路径上，都没有平行的案例可作借鉴。权力资本经济的直接产物自然是权力资本集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权谋钱”、“以钱换权”，由此导致中国的腐败呈现体制化、糜烂化的趋势6。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理论公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3、而绝对的腐败为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中国，东方文化孕育下的腐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7。其二，作为权力资本经济的衍生物之一，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富豪集团，可称之为新私有资本集团8。这一新集团的存在向现有的西方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挑战。西方流行的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私有化是政治民主的前提9”，而且“个人财富很可能强化自由观念，推动政治民主10”。另外，私有财产所有者和中产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必然需要在决策层和立法机构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分享部分政府的权力。因此，他们自然反对中央集权，支持政治民主11。但中国的新私有资本集团却是权力和政府

4、的天然盟友，是维护共产党政权、反对政治民主的主力，他们基本上没有西方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所固有的追求自由独立、渴望监督权力的特性，而是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极力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不是权力的制衡12。其三，作为新私有资本集团跳跃式膨胀的一个副产品，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的总数也急剧增长。尽管绝对贫困阶层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但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贫困却是中国特殊论所必须关注的一大主题13。中国目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显示贫富不均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0，但仍然不见“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革命14。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只能忍受和接受少数人强加给他

5、们的各种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权利歧视和社会排斥；权力拥有者不仅实行制度性歧视，而且广告式地宣扬歧视。这就是中国式的权利贫困及其对权利贫困的社会反应15。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有3大困惑需要学者的理论解释。其一，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是一个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修课”，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这方面的特色在于，在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所固有的专制、面子和平均主义基因的影响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双重混合，最后孕育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成为一个与西方经典股份制背道而驰的独特现象。例如，它们的改制方向不是资本主义的

6、股份制，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员工所有制，而是奇特的股份合作制；西方股份制的产权是明晰而充满刚性的，而中国改制后的企业所有权则模糊但富有弹性，存在大量的政府股、权力股和集体股等充满“中国特色”的内容；西方的人事制度和决策制度是由董事会投票决定，而中国的企业则由经理个人专断裁定；西方主张资本控制劳动，强调一股一票，而中国则不得不考虑劳动控制资本，往往习惯于一人一票；西方强调资本合作，认资不认人，而中国则注重人际合作、人和，导致企业规模难以扩大；企业管理的透明度是西方股份制的基础，中国的企业则最忌讳公开、透明；西方习惯于依照法律和企业规章制度管理企业，中国则更愿意通过人治来解决

7、争端16。与这样的企业文化相对应，国有企业的债务管理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记，企业可以只借不还，债多不愁，尽管银行的呆账总额早已超越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狼来了”（银行系统可能濒临破产的担忧）已经在中国金融界喊了近20年，但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在政府的关爱与帮助下，如常青树般依旧巍然不倒17。这样的企业制度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会不会长期维持下去？其二，安排剩余劳动力就业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则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道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按照苏联模式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此不仅通过工农业产品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