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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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特殊论”与中国发展的路径面对25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发展，众多海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与专家贡献了难以计数的学术成果，试图对中国近年的发展历程作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大致而言，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用“中国威胁论”(TheChinaThreat)、“中国崩溃论”(TheChinaCollapse)和“中国奇迹论”(TheChinaMiracle)予以归纳。“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强化与政治野心的膨胀。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包括18世纪崛起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崛

2、起的德意志帝国、20世纪上半期崛起的大日本帝国、以及二战以后崛起的美国等，都不可能是和平地崛起。而坚持绝对和平的国家就难以真正的崛起，所以“中国和平崛起”论[1]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尤其是，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不是西方普遍认同的民主制度，加上台湾海峡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中国的未来走向必然是不确定、不透明、不可预测的，因而必定具有致命的威胁[2]。“中国崩溃论”则源于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认识，认为中国这一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必然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而中国的现有政治体制一旦瓦解，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新疆

3、、西藏、蒙古与台湾可能独立，“黄祸”会向周边国家蔓延。同时，中国现存的金融危机、社会两极分化危机、官场腐败危机、失业危机、“三农”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8支利剑，既是中国崩溃的导火线，也是中国政治危机一旦爆发后的8根最后的“稻草”，可能压死中国这头“牛”[3]。“中国奇迹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它根据中国过去25年来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8％以上的事实，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持此观点者甚至乐观地预测，这种不受国际政治经济风暴干扰的超常发展，可以持续到2020年，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出：中国的政局将是稳

4、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正确的，渐进式而不是“休克”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总之，在中国，政府与市场都是有效的[4]。有意思的是，上述3论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但对中国发展的解释却都有情绪化和极端化的特点。例如，“中国奇迹论”对中国的赞美过于乐观；“中国威胁论”从反面高估了中国的破坏力量；而“中国崩溃论”则对中国的未来表现了过度悲观。研究当代中国亟需中性和理性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模型。对此，笔者以为“中国特殊论”(TheChinaUniqueness)也许是一种新的选择。不过，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康晓光对“

5、中国特殊论”的解释，因为他将“中国特殊论”的表现归纳为两点，一是“成功的变化”，如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指标的大幅度提升等；二是“成功的保守”，如共产党继续执政、政局越来越稳定[5]。这样，康晓光的“中国特殊论”又带上了强烈的价值判断，成了“中国奇迹论”的翻版。笔者以为，“中国特殊论”应该没有鲜明的情绪性判断，它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依据，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以中国25年来的发展与现实状况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特殊”不代表一种价值判断，它既不代

6、表“光荣、伟大和正确”，也不代表耻辱、反动和落后。“特殊”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描述，“特殊”首先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它是一种奇怪的真实和反常的真实。它对学者提出了挑战，也留下了困惑，它同时还为学者们提供了解释奇特、认识反常的机会，为质疑、修正经典理论，甚至创造新的理论与模型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样本。二、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过去10年来，笔者认真观察了中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方面的特殊性，发现了一系列既不符合现有理论、也不符合各国现实的特殊存在，由此既留下了许多困惑，也激发了更深层的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有3

7、大独特的现象值得思考。其一，在过去25年中逐渐形成的权力资本经济(ThePoy)，既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难归类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它的本质是垄断和排他的。它是一种建基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杂交体不仅在西方的经典教科书上完全缺席，而且在西方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前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变迁路径上，都没有平行的案例可作借鉴。权力资本经济的直接产物自然是权力资本集团，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权谋钱”、“以

8、钱换权”，由此导致中国的腐败呈现体制化、糜烂化的趋势[6]。但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理论公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绝对的腐败为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中国，东方文化孕育下的腐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7]。其二，作为权力资本经济的衍生物之一，中国业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新富豪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