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悖论与选举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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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票悖论与选举的制度设计对于2003年初各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中党委书记纷纷出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现象，国内外颇有议论、莫衷一是。实际上，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样做的结果是开了中国共产党干部大举参与民意测验、投票竞争的先例。从“当然的人民代表”到“当选的人民代表”，表面变化似乎并不显著。但与此相应，统治的合法化机制或早或晚势必要转换。至于转换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半途而废，首先要看对党委书记落选的事态如何处理，其次要看差额候选人的属性和多寡，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人们通过试错的实践是不是确信政治改革也会像经济改革那样“软着陆”。如果说过去二十年间经

2、济改革的主要成果是形成了经营、交易以及服务的自由竞争和选择的机制，那么今后推行宪政的基本目标则是容许各种不同利益诉求和政见有机会在制定法律和审议预算的过程中进行自由竞争，并由人民来选择适当的政策和公仆。无非“竞”“选”二字。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也有可能来专门讨论一下代议机构选举的制度设计。其实，东亚各国的民主化也好，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宪法革命也好，选举规则对政治体制转轨能否顺利进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选举。选举的安排并没有什么高深莫测之处，然而也不像仅仅让老百姓举手、画圈那么简单。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民主政治更像一部精致的决策

3、机器。由于精致，就难免时不时会发生点或大或小的故障，因而需要仔细护理维修；由于像机器，就要求当局能熟练地掌握其操作的程序、规则乃至应用技巧。即使在只须进行合计票数的加减法算术的简单场合，也会碰到像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布什与戈尔旗鼓相当、不分伯仲那样的僵局以及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没有理性而成熟的选民以及作为奉行司法积极主义的法院作为仲裁人，就很容易诱发社会分裂和宪法危机。一个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的循环性引起投票悖论，通过民主表决得出的各种结果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可能与通常的逻辑推论不一致。关于少数服从多数原理或许导致无从做出合理决定的事态，美

4、国经济学家阿罗（KenhJ.Arroitt）的所谓主权者决断主义是也。在宪法革命之后的波兰也出现过扩大总统权限的倾向，直到1993年9月国会选举形成民主左翼同盟与农民党的多数派（执政党占大约三分之二的议席）政府后，局势才趋于稳定，并顺利解决了1995年的政治危机。虽然俄罗斯只容许国会议席的半数（225）采取比例代表制，另一半议席由小选举区方式产生，并且为分配比例代表名额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得票率5%）以防止选票过于分散，但由于各党的形象大都不是取决于政策内容而是取决于人物名气，结果仍然形成了党派众多、选票分散的事态。在1993年国会选举中，有十三个

5、政党参选、九个政党分享国会议席；其中吉里诺夫斯基率领的自由民主党由于煽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而获得最多支持，得票率为22.3%；其次是执政党俄罗斯之抉择，得票率为15.5%；小选举区议员的过半数、联邦院议员的大约84%是无党派人士。为了集中选票，1995年提出的下院选举法总统草案试图把比例代表制的议席分配数减少到150，而把小选举区议席分配数增加到300，但遭到国会否决。最后通过的下院选举法仍然维持225对225的议席分配方式。结果，1995年国会选举有四十三个政党参选、四个政党分享议席。由于得票率5%条款的限制，有六个影响较大而得票率不到5%的政

6、党被排除在国会大门之外，因此49.5%的有效选票实际上被当成废纸来处理。在这次选举中，共产党赢得最广泛的支持，但得票率也只有22.3%；其次是自由民主党，得票率为11.2%。在这样的状态下，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组成有效的单独政权，国会甚至提不出确定的总理人选，在政局摇荡、内阁更迭频繁之中总统权限得以大幅度膨胀。在这里，我们不禁回想起那个揭示选举制度与政党体系之间因果关系的杜维尔哲（MauriceDuverger）法则——“小选举区制导致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导致多党制”。该法则虽然可能在全国性选举结果上找到反证，但至少在各选举区的层面还是可以证实的。参

7、照日本在1925—93年期间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做法，其实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内容：“中选举区制有利于维持一党优势”。不过如果把政党的规模和参选政党的数字也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这里的相关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概而论之，任何选举制度实际上都会有利于大党而不利于小党，除非大党面临合法性危机而在竞选中不堪一击；对于具有绝对优势的政党而言，不同选举规则未必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效果。但是，再强大的政党，只要常在河边走就难免弄湿鞋子，只要不断面对竞争就难免承当受挫的风险，所以也不能完全自外于上述法则。另外，在参选的政党数增加时，当选政党数就会相应减少，出现例外或者悖论（

8、例如俄罗斯1995年下院选举）。无论如何，有几点经验性教训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选举的制度设计将决定政党体系和政局演变的状态，如果出现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