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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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谷川道雄先生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内容提要】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谷川道雄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　　【作者简介】王大建(195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

2、50100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与川胜义雄先生提出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学术界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将日本学术界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其影响至今不衰。本文拟全面介绍谷川道雄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我国史学界有所启迪。　　　　　　　　　　　　　　　　　　　　一　　谷川道雄先生1925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芦北郡水俣町（今水俣市）。这个以农业和渔业为主业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化学工业污染而产生了一种病，就被称为“水俣病”，

3、水俣町也由此而知名。谷川先生在当地小学毕业后，进入熊本中学，后入大阪府立浪速高等学校（现大阪大学）文科求学。1945年4月升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专业。此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7月，谷川先生被征召入伍，8月，在兵营迎来了战争的结束。第二年，重新回到学校。谷川先生回顾这段历史时，称自己的学生时代，“是与所谓的十五年战争同步的”。[1]入小学的前一年，“九#8226;一八”事变；入中学的前一年，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中学四年级，太平洋战争扩大；大学一年级，日本战败。战争带给日本的

4、不仅是废墟、通货膨胀和贫穷，另一大后遗症是使青年人失去了未来志向。年轻的谷川置身于战败后的日本，茫然无措，与本来就无多大兴趣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无限的距离感，甚至一度产生了转学科的念头。一次，他听说宇都宫清吉先生学生时代对东洋史也没有兴趣，曾打算放弃，经叔父的劝说才改变了想法，后来成为日本史学界秦汉、六朝史第一人。宇都宫先生的事迹对正处于迷茫状态的谷川以极大的精神鼓励，但当时的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将来自己能成为宇都宫先生的助手，时时聆听先生的教诲。　　战后的日本，涌现出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石母田正、藤间生大，与战前流行的注

5、重理论的历史学家不同，二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两人的著作使人有一种新鲜感，完全摆脱了所谓讲坛历史学的迂腐与沉闷，受到广大史学科学生的欢迎，不论是学日本史，还是学东洋史、西洋史，都深受其影响。谷川先生那时读了石母田正的《中世世界的形成》、藤间生大的《日本古代国家》等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初步的兴趣。写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了府兵制度为课题。在写作过程中，立下了毕业后从事史学研究的志愿。　　1948年9月，谷川先生大学毕业，为了能够继续研究工作，选择了教师的工作。他发现，繁重的教学工作与学术

6、研究有很大的矛盾。3年后，他的毕业论文得以发表。同年11月，又幸运地被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聘为助手，教授就是研究室的创立者宇都宫先生。这个于战后成立的研究室，充分体现了宇都宫先生的人品和治学风格，大家在完全自由即学问第一的氛围中工作。虽然当时物质条件很差，藏书也极少，但谷川先生心情愉快，勤奋读书，经常与老师同学讨论问题，每年都有论文发表。　　在日本史学界，隋唐两朝被视为日本律令国家的祖型，因而对隋唐史的研究极为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硕果累累。受此影响，谷川先生最初的研究方向也选择了隋唐史，大学毕业论文以府兵制度

7、为题，不是因为对府兵制度本身有兴趣，而是想搞清作为隋唐帝国的象征，府兵制度如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构造。从制度或事件入手，探讨历史深层的东西，尤其是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谷川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贯原则，而他的视角总是比较特殊。在研究职田制时，以职田制中反映的唐朝官僚与农民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制度是怎样随着农民阶级的成长而崩溃的。[2]在分析安史之乱性质时，深入发掘了当时抵抗叛军的河北民众的动向，并根据分析得出，这些民众在安史之乱后，被河北三镇所吸收，成为反唐力量的一部分。[3]通过庞勋之乱的研究，特别

8、强调了徐州藩镇的士兵叛乱，是与周边的农民结为同盟的，也就是说，雇佣兵与农民的同盟，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基础。这是决定庞勋之乱性质的关键一点。虽然这种联盟是暂时的，庞勋之乱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对反唐斗争的大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就爆发了黄巢大起义。[4]对武后朝末年到玄宗朝初年的政治斗争，历来的研究都认为，武韦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即门阀贵族官僚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