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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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英文标题】TheMethodof"MutualVerificationBeticresearch,Prof.ChenYin-keusedtociteliteraryethodof"mutualverificationbetixtureof　themethods　inancientChineselearningandthemodernethodisofgreatsignificanceinthestudyoftheaterialsanddeepentheirunderstandingof　history.The　literaryotio

2、nsinthe　ustprehend　the　ustdistinguish　betodern　classics)inliteraryeaningoftheseutualverificationbetethod/theWei-Jinandthe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正文】　　中图分类号：K061　　　　　三　　有人曾提出所谓“诗史”有明暗两面，前者用直笔，后者用隐笔、曲笔。（注：见《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2页。）同样，可用于证史的魏晋南北朝诗文，大致也有两类。一类是以白描写实方式直接表现当时社会风貌、民情

3、习俗、生活方式、观念信仰、民族关系状况，甚至真实记述一些亲历之历史事件，如建安中被称为汉未“诗史”，之作的曹操《薤露》、《蒿里》、《苦寒行》、曹植《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到陶渊明《形影神》、谢灵运《述祖德》、《山居赋》南朝宫体诗中咏器物服饰之诗、南北朝民间乐府诗等等。其中描述，或可和正史所记相印证，或可作今日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陈先生以其杰出史家之眼光，对这类材料一向十分重视。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中，即博引这一类材料，以论证当时思想、社会之史。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仅以这类诗文材料作为史书内容平面之补充，其实

4、并非“文史互证”方法所属意。深谙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陈先生，于此类诗文材料，真正更重视的，是其与正史不同的观察与叙事角度，因此在采用这类材料考证历史时，亦往往使用辩证的方式，“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注：严耕望：《治史答问·史学二陈》，见《治史三书》第178页。）其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即是用当时新兴之佚事（或曰志人）小说之材料，以及陶、谢诗中材料，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并与正史中的记载相映证，从微至著，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魏晋清谈的历史。其谓《世说》一书为“清谈之全集”，正与先生以唐代小说证唐史一样，亦属以新兴文体佐证历

5、史之例。且陈先生于陶渊明的传世诗文，不取影响甚大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而独取《形影神》诗以证陶渊明的思想，尤可看出陈先生独具只眼之处，而此种不凡眼光，亦是陈先生文史互证的特点之一。其文证史而外，复多通阐，其阐释为建立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理解，故多出胜义，表现出高超的史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可以证史的诗文，属于并非从寻常可视角度而是从某些正史不载的方面，用隐晦曲折，比兴用典的笔法，深刻揭示时代社会本质，反映士人心态，透露历史真相的作品，或可称为用隐笔曲笔的诗史之作。其中以阮籍的《咏怀诗》、部分陶诗、庾信的部分诗赋最为典型

6、。这类诗文创作的时代，往往是在易代之际或政治、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作为一个黑暗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这些诗文多以廋词隐语，“用古典以述今事。……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注：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在迷离恍瀁，桅橘幽丽的风格下面，隐藏某些当时不可明言的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对所发生事件的强烈感情。用这一类诗文材料认识当时士人心灵世界，意义最为不凡，但解读上也最为困难。个人体会，利用这类最不易索解的诗文证史，至少要求治史者在解读时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如陈先

7、生所言，对作品有所感，即治史者要具有相当的欣赏感悟能力，以深挚的情杯去感受古人的文学作品，“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应当指出，此实为陈先生“文史互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综观先生所有以诗文证史之文，其中都俨然有先生个人之一份情感关怀在，从较早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到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莫不如此。借用王国维论词之语，其文史互证方法，乃是一“有我之境”’，故能以已心而“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986年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其次，要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在明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