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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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析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学说-->简析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学说摘要：章志远:自从罗豪才教授于1993年发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一文之后,我国行政法学界迅速掀起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热潮。一时间,“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保权——控权均衡说”、“控权——平衡论”、“多元控权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职责本位论”等十余种学说纷纷亮相,令人目不暇接。关键词：现代行政法权利义务平衡公共利益本位这场讨论早以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行政法学界人数之多、理论探讨之深而令法学

2、界瞩目。不过,近年来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沉寂下来了。作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杨老师您很早就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今天,我想就这一问题同您作一些交流。杨海坤:不错,我在1988年就写过一篇论文,专门研究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掀起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高潮。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讨论仍有诸多不足之处,各种学说、观点似乎普遍给人一种众说纷纭、杂乱无章的感觉,以至于一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论点和研究严重脱离行政法制度建设的实践。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否定这

3、一讨论的必要性,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其存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章志远:在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领域,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或喜欢与否,“行政法理论基础”都已经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强势话语”。十年来,本学科甚至其他学科学者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热烈争论就是这一结论的最好佐证。虽然这场方兴未艾的讨论至今仍然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认为,这些不足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否定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本身的研究价值。那么,您认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杨海坤: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我国行政法学自身曲折的发展史说起。众所周知,我国的行政法

4、学是在有关学科的夹缝之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原本应当属于行政法学的研究阵地都被行政学所占领。即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空前繁荣的经济法学则进一步挤压了行政法学的生存空间,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行政法学只能研究公务员、行政组织、政府法制、公安行政等细枝末节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行政法学的发展空间,但就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而言,仍然显得过于单薄和零乱,其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术多而学少”的特征。然而,肇始于1993年的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大讨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审视学界

5、十年来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的不懈探索,就会发现这一研究过程其实也是行政法学人不断反思、不断超越和关怀理论、倡导争鸣的过程。各种学说的提出、交锋、论证、修正以及对行政法基本范畴的提炼和理论体系构筑的尝试都大大提升了中国行政法学整体的研究水准,从而使得行政法学逐渐摆脱了边缘化的地位。具体而言,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主要贡献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范畴的提炼及其体系化是一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如果一门学科没有自己的范畴或者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不能引发共识,各门科学就无法正常地、有效地沟通、对话、合作。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

6、行政法学研究刚刚起步时,基本范畴不仅残缺不全,而且有的内涵还比较模糊。但在经历了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激烈争论之后,行政法学科的一些核心范畴,包括行政、行政权、行政法关系、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司法审查等基本上已经定型。虽然学界在某些概念的内涵上理解尚不一致,但对这些核心范畴和基本概念本身的存在则并无异议。这就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乃至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是更新了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为构建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提供立足点。这一点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基本共识。综观各

7、种有关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学说,几乎都宣称以该论为起点能够构建起“科学”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例如“平衡论”、“控权论”等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说都在构筑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方面作了十分有益的尝试。三是开启了对行政法的哲学思考。从理论上看,部门法学的研究一般包括应用研究、规范研究、原理研究和哲学研究等四个不同的层次。行政法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前三个层次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行政法哲学的思考却相当薄弱。也正因为行政法学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所以直接导致了整个行政法学界很难为社会的知识增量做出应有的贡献,其边缘化的地位日益突出。然而,实践已经多次证

8、明:任何一门法学学科只有走向法哲学才能真正成熟。作为更多地体现人类主观意志和生活经验的法学,行政法更需要高层次的哲学思考。简而言之,行政法哲学就是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