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清史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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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清史研究概述由于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2002年中国大陆的清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批较有分量的专着和论文相继问世，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问题意识进一步加强，清史研究整体上是在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姿态向未来兼容并包、多元繁荣的局面迈进。　　　　　　　　　　　　　　　　　　　　一　　2002年清史研究概述由于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2002年中国大陆的清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批较有分量的专着和论文相继问世，研究者的学

2、术视野进一步拓展、问题意识进一步加强，清史研究整体上是在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姿态向未来兼容并包、多元繁荣的局面迈进。　　　　　　　　　　　　　　　　　　　　一　　2002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成为清史领域的热点。首先是新修大型清史的问题。学术界关于重修清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02年，新修大型清史项目获准启动。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中，大型清史的纂修将对清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工作不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也是今后十年其他相关史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3、》（《清史研究》第1期）、陈其泰《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就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晚清史的回归”。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被从清史整体中割裂出来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清史更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不可否认，20世纪50-80年代，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

4、者所广泛征引。但是，受到特定时代气氛的左右，晚清史研究中被附加了许多先入之见，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政治史”的政治史。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9月）收录了先生生前成文而未及发表的存稿等文献，其中有关清史者十余篇，讨论了清代八旗制度、土地制度、国家机构、内务府等问题。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翰林院的起源、职能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1月）收录了20余位学者讨论陈廷敬这位康熙朝重臣的文章。

5、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讨论了“敬天法祖”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强化及其本质和政治影响，认为“法祖”观念从防范“汉化”起源，发展为排斥所有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外来因素。而人们往往将近几百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归结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其实传统的儒学文化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其原因应从清廷“敬天法祖”的观念中予以分析。张玉兴《关于清代八旗等某些表述问题的辨正》（《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近人著作中某些满族称谓的误用，认为这些错误于理不通、于史相悖，必须加

6、以辨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清朝储权经历了一个从没有建储而无储权，到策立储君、建立公开性储权，又到削弱、取消储权，再到秘密建储、建立隐性储权，最终又回到既未建储又无储权的演进历程。这些曲折变化，构成了清朝储权不同于其它王朝的独特之处。阎崇年《努尔哈赤论》（《明清论丛》第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成为英雄人物的主、客观原因，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

7、做了全面评述。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3期）针对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禁海和迁界问题做了论述，详细分析了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法令实施、政治目的、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后果。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明清论丛》第3期）对曹溶与明遗民的交游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人称曹溶为“蒙面灌浆人”是想当然的捏造之辞。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第4期）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史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氏传

8、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做出解释，而且把杨案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汤志钧《关于〈诡谋直记〉》（《清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毕永年《诡谋直记》一文的来源及史料价值，认为该文来源有据，记有戊戌“围园”的具体事迹，具有史料价值。　　讨论政治史的论着还有：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3月）、支运亭主编《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5月）、张研、牛贯杰《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