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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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史研究与政治清史研究、史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实系认识历史学同社会政治、社会制度变化的关系，或者说某种互动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大题目，这里只是观察20世纪以来清史研究的状况，以便有所明了。　　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

2、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问题。　　　　　　　　　　　　　　　一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　　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　　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标准，认为满洲是强盗，窃取汉族政权，对汉人残暴统治，残害明朝宗室，大兴文字

3、狱，贪婪无度，本身野蛮，不讲人伦，到了后世，使中国陷入外国侵凌的灾难之中，势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是为政治，第二才是为学术。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文中论其治史主旨：“他的治史，是要明了政治历史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教育民众，让历史向前进的方向发展，他讲历史，侧重的是政治史，是认识政权、政体的更迭，以及人们的活动在其中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治史与政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论、史论，都同“逐满独立”有关。[1]　　二是历史演义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国初年有一股思潮，人们乐于编造、演说关于清朝的坏话、丑闻

4、故事，而且常常打着历史实录的旗号。如蔡东藩的名著《清史演义》，写成于1916年，自云不满于时人用宫闱传闻，“横肆讥议”清朝历史的状况，主张实事求是地编写清史演义。但是实际上对丑化清室之传闻就多所采纳，比如第20回叙述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汉人，被虏北来，没入宫中”，受顺治帝宠幸。这基本上是按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写的，显然不合事实。第37回写香妃事，全据俗传，还拉上和坤从中牵合乾隆帝与香妃关系，纯系子虚乌有之事。这部书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离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自称史料，是自幼在京听宫中苏拉闲淡所得，陈鹤炜为此书

5、写序，称赞“搜访既确，去取尤严，即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褒贬悉本原文，异同间或并列”，纯系溢美之辞。该书说雍正帝的生母是卫某的妾，召进宫中，六个月生子。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该书据此又敷衍出一个故事，即卫某将康熙帝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继位。这是把隆科多篡改遗诏的传说，安放到不知其名的卫某身上。这类书数量很多，常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仅涉及到雍正帝的，笔者所知，不下八种，即《血滴子》、《剑侠吕四娘》《血滴子大侠甘凤池》等。　　三是与反满密切相联系，为了张扬汉族之民族反抗精神，开展明末清初史

6、的研究，以明末之抗清史论证反满正当性与必要性。仅以《明遗民录》为名的书就出现三种，其一的孙静庵有志于反清，他的书出版于1912年，宣扬遗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反清斗志。张其淦撰辑《明代千遗民诗咏》，表彰明末遗民，出版于1928年。九龙真逸辑《胜朝粤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帝

7、，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

8、，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