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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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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一)论文近代中国一直未能出现「国民人均所得持续成长」的现代式「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在检讨近代中国为何未出现「经济发展」的诸种原因时,明清政府实行所谓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其中常被提及的重要因素1。就字面意义而言,「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指的就是政府种种有关「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法令制度与行政手段。姑且不论「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政策是否一定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本文最有兴趣探讨的议题则是:明清传统政府是否真在执行所谓的「抑商
2、」政策?究竟要如何检讨清代前期政府的「抑商」政策?本文选择由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关系来检讨,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官商关系」。「官商关系」原本包含甚广,但为便于集中讨论主题.freelacroregions),认为市场活动几乎只限于各巨区之内,巨区间则少有市场连系(Skinner,1977、1985),也是低估了当时中国全国市场的整合程度,学者对此已有所质疑和批评(章英华,1983:230;yers,1986;林满红,1993)。3乾隆年间,台湾南部凤山生产的蔗糖,更由商人运载直达江南(王瑛曾,《乾隆重修凤山县志》:「粟米
3、余资闽粤,菁糖直达苏杭」,页11。转引林玉茹,1993:121)。4有学者将这些商帮合称为明清时代的「十大商帮」(张海鹏等,1993:3-4)。5也有学者将明代的应天府(清代的「江宁府」)也一并算入「江南地区」中(李伯重,1986:117)。关于江南做为明清经济中心的提法,王业键有更为宏观的论点,他甚至将清代全国经济区域分为「已开发」、「开发中」和「未开发」等三大区域,分别以江南、华南区域,两湖、华北区域以及西北区域纳入这三大区域中(王业键,1973)。6(清)沈寓,〈治苏〉,《清经世文编》,卷23。7(清)郑光祖
4、,《一斑录》,卷1,〈六国马头〉,页20下-21上。8〈陜西会馆碑记〉,《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下文皆简称「《苏州碑刻》」),页331。9(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叶60上。10(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2,叶60上。11《乾隆江南通志》,卷25,〈关津〉,页503。12(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页13上。13乾隆《长洲县志》,卷10。14以上皆可参见洪焕椿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页275。15明清苏州的园林亭榭当然也是很有名的,但在清中叶以前苏州商业发达和扬州园林景观也
5、十分出色的对照之下,便显得苏州是以「肆市」取胜。不过,清末以降,「市肆中心已移上海,园亭之胜,应推苏州」(童隽,1978:28),民国以后的苏州反而是以园林知名于全国了。乾隆廿四年九月(1759)完成的徐扬〈盛世滋生图〉中,即对十八世纪苏州城的商业肆市有具体的绘写,在这幅长10公尺、宽36公分的图卷轴册中,总计划上了230多家、五十多个行业的苏州商铺,单是棉布店,即有「京口芜湖梭布」和「松江大布标布」等以不同名色产品招徕顾客的店招(李华,1960)。16.苏州档案局藏,〈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转引自范金民(198
6、9c:220)。17道光《苏州府志》,卷18,页38下。18《吴门表隐》,页22。19直至清末,丝织业仍是苏州工业的最大宗,账房商人在当时仍指出:「苏郡工界,以敝业之织匠为大宗」(《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页650)。20分见《雍正朱批谕旨》,册九/页5185、册八/页4515。21《乾隆长洲县志》,卷10。22《光绪苏州府志》,卷17,页440。嘉道年间,额缴当税税银为1674.75两。23昆山县和苏州郡城的某些典铺,彼此间可能存有相互流通抵押品的关系。乾隆年间,昆山县有一家典铺假借失火,暗中将抵押品「潜运于郡
7、典」(《巢林笔谈》,卷2,页50),似乎表示昆山该家典铺和苏州城某家典铺的关系颇为密切,才能做成此密谋。24嘉庆十四年(1809),分巡元和县事喻荣疆即说:「雍正初,分长洲为元和,由是同城有三县,此两京十九布政司所无也」(嘉庆《增辑贞丰拟乘》〈序〉,页397)。贞丰里即是元和县的周庄镇,今在江苏省昆山市境内。25《万历长洲县志》,卷10,〈水部〉:「城内河渠,国初可通漕舫,今则两岸民居岁侵,河形岁束,仅可容舠。亦有全就湮塞不复通舟者矣」。26苏州「会馆、公所」的统计,主要参考:吕作燮,1984;洪涣椿,1992。2
8、7江南市镇中的会馆公所数目很多,并不限于县城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江南市镇中的会馆至少有卅三座,公所则至少有五十座(陈忠平,1993:37)。28(明)郑若曾,《江南经略》,〈浒墅险要说〉,卷2下,页15。29《崇祯吴县志》,卷10,〈风俗〉,叶1下,页892。30《乾隆苏州府志》,卷19。31.(清)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18,叶8下。32(清)顾公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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