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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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二）第二节　经商冲突的种类以及调处解决的方式在商人经商贸易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到哪些实际的经商冲突？当时政府官员又是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的冲突？这是本节要分析的主题。由碑刻资料中，不仅可以观察到当时商人身处的经商环境，也提供了许多业者实际遭遇的案例。事实上，目前存留的碑刻资料中，有许多内容正是当时商人在解决经商冲突后所联名刊立的事件始末或诉讼纪录，这些数据提供了经商冲突事件的许多实例。由于各类经商冲突事件的大小规模不同，较难做全面的讨论。本节选择以商人联名立碑的经商冲突案例

2、做为讨论的基础，因为立碑人数众多，不仅代表着事件涉入人数较多，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该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规模较大，因而较具有代表性。本文整理商人联名立碑中与经商冲突有关的资料，做成表一。除了一般商人的经商冲突事件外，由于手工业作坊坊主也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故他们所涉入的经商冲突事件也列入考察。表一依照联名立碑中涉及主要内容的不同，将经商冲突事件分为以下三类：甲类为与工资争议有关者ㄎ谱殴そ场腹ぷ收椤苟鸬牟家怠⑺恳怠⒅揭档壬倘俗鞣恢髁⒈Ｒ依辔肷倘恕妇贪踩褂泄卣撸ǖ猎粑蘩涤牍僭崩赳闼髡┣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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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作坊主经常与所雇佣的工匠发生工资争议，时人多将此种冲突事件称为“商匠争端”（《苏州碑刻》，页75），这是清代前期苏州经商冲突事件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表一列为甲类的与“工资争议”有关的经商冲突事件，共有十三件。事实上，当时重要的工资冲突事件并不只十三件。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由康熙九年(1670)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间，在苏州共发生至少十九次的工匠抗争、罢工或是控告作坊主商人的事件，其中在踹布业中有十次，丝织业中有二次，染纸业中有五次，印书业中有二次(许涤新、吴承明，1985：719)。若再加上乾隆四年(1

5、739)、乾隆六年冶坊业的两起工匠“干预把持、讼棍殃民”事件(《苏州碑刻》，页154)，道光六年(1826)、道光二十七年(1847)腊烛店业工匠的“霸停工作、勒派敛钱”事件(《苏州碑刻》，页268、页273)，以及道光十七年(1837)箔作坊业工匠的“霸众停工”事件(《苏州碑刻》，页165)，则累计有廿四件规模较大的“商匠争端”。但因为相关数据不全面，所以本文只以表一所列甲类的十三椿事件为讨论的素材，重点放在政府官员如何处理这些经商冲突事件。众多布商在苏州参与了棉布的行销和生产过程，并对踹染坊等加工作坊坊

6、主及工匠等人，直接或间接发给工资，两者间产生了密切的雇佣关系。在清代前期的苏州，这些众多的商人作坊主以及工匠之间，常因工资问题而发生彼此间的冲突事件甚或两造对簿公堂进行司法诉讼。在表一第11号康熙四十年(1701)的联名立碑中，反映了去年一件严重的商匠冲突。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始，苏州城内，“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畏避，各(踹)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变乱之势，比诸昔年犹甚。商民受害，将及一载”(《苏州碑刻》，页63)。照政府官员的说法看来，事件发生过程中，有些所谓善于“

7、东挑西拨，借景生端”的“流棍亡命”踹匠人物，竟然还设计了类似“罢工准备金”的制度：或曰某日齐行，每匠应出钱五文、十文不等；或曰某匠无业……每匠应出银二分、三分不等，而众匠无一不出。……积少成多，已盈千万(《苏州碑刻》，页63)。踹匠在“齐行”罢工期间，多半无法领取工资，踹匠个人生活或是其家庭生计都顿形艰难。若布商与踹坊包头无意沟通工资问题予以增资，则对那些待领工资糊口而此刻却在进行抗争中的踹匠将极为不利。因此，发动“齐行”的踹匠，乃向支持抗争的踹匠收取“钱五文、十文不等”的经费，以做为长期抗争的罢工基金。尽

8、管政府官员批评那些向应捐钱的踹匠是“奈何蚩蚩者流，割肉喂虎，若不自知”(《苏州碑刻》，页63)，但毕竟在众多踹匠的配合之下，这笔捐款已是“积少成多，已盈千万”。这种共同捐款以“齐行”罢工的制度，才使得康熙三十九年这场踹匠“齐行”冲突事件持续甚久，使商人大叹：“商民受害，将及一载”，对布商利益造成不小的损害。第12号的例子，更已看到所谓的踹匠“敛银”，以建造“普济院育婴堂，结党创立会馆”(《苏州碑刻》，页66)，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