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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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时代的版权限制从版权法产生之初，版权限制与版权保护就如影随形：版权保护为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物资和精神的激励，版权限制则确保社会公众及时获得作品、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化进步艺术繁荣带来的利益，从版权法平衡作者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立法目的而言，二者不可偏废。版权保护与版权限制既处于此消彼涨的永恒冲突之中，又总是追求和谐共存的动态平衡，一部版权发展史其实就是追随技术进步的步履不断调整保护与限制平衡点的历史。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到来，作品的复制与传播成本日益低廉，复制质量完美无缺，无所不在的私人复制严重损害了版权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版权体系的传统平

2、衡，于是版权人竭力要求强化版权保护，取消对版权的限制——正如美国10年前推出的《知识产权与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报告即白皮书所述：“在数字世界，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将日益缩小，如果不是完全消亡的话。”事实上，正如版权发展史所表明的，即使在网络时代，基于人权保护、促进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等多方面的需要，版权限制制度也仍然有适用的余地。“即使数字技术将改变一切，也无法改变作者、出版商、唱片制作者、读者之间的利益关系”，[1]而维持上述利益的平衡则是版权法永远的目标。一、人权保护与版权限制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正日益引起各国立法者和知识产权

3、与人权学者的重视，人权与版权的冲突则首当其冲。许多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表现自由、信息自由、民主辩论、隐私或个人自治的利益，都可以为限制版权提供正当理由。以表现自由为例，正如吴汉东教授所指出的，表现自由在基本人权体系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相对于经济自由等权利，表现自由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价值。表现自由优于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各国宪法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承认。这就是说，版权的独占性质不应构成思想表现和信息交流的障碍。在这种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各国版权法都对作品的独占权利设定了必要限制，以保障表现自由权利的实现。没有理

4、由认为，在网络时代，基于表现自由对版权的限制会失去存在的基础。比如，出于批评、评论的目的，人们有权对版权作品进行适当引用或复制：学术论文出于评论目的可以复制他人作品的一部分，报社记者为了指出其错误可以发表政治家的演讲，所有这些都是本原意义上的合理使用制度。考虑到在因特网上各种批评、评论、新闻报道和公共辩论将更显活力，合理引用或者合理使用规则在数字世界必将继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在传统印刷世界的情形一样。“隐私权是公民对其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享有的不被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权利。”[2]一方面，某些作品如纪实文学、素描绘画作品可能

5、会包含有涉及他人隐私的材料，这样，作者发表权的行使就要充分考虑到对他人隐私权的尊重；另一方面，某些复制作品的行为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坚持严格的版权保护会侵扰人们的私生活宁静，因此版权人无权干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复制行为。也就是说，要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版权执行制度，将版权之手伸向人们的家庭范围之内并要求人们出示其所拥有的包括作品在内的所有信息的收据或者许可证，这需要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且，版权效力向私人领域的延伸与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相冲突，这些利益在历史上对信息政策诸如言论自由、保护隐私、竞争政策和百家争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版权人只能放弃对某些

6、私人复制的控制。这也许是生活在自由社会所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更何况，在网络时代，侵犯隐私权正在演变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保护隐私权加大对版权的限制显得尤为必要。二、公共利益与版权限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版权的限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但一般说来，世界各国都从立法上承认了下列限制，包括：在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面授过程中表演版权作品；图书馆和档案馆为保存版本、更换毁损藏书或者其他合法目的而制作作品复制件；为盲人制作演绎作品。可以预言，这类限制在网络时代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屡遭诟病的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

7、也试图在版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因而规定了限制版权的条款，使得图书馆和档案馆可以出于上述目的制作作品的数字复制件以及印刷和传真复制品。该法案还授权国会图书馆进行相关研究，以帮助国会确定从促进远程教育的角度考虑，应如何制定版权规则。有时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可以援引合理使用制度为在法律程序中（如作为与正在辩论的事实有关的证据）或者为了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如证明某一毒品的效力）复制版权作品的行为提供正当性辩护，在立法或修订法律的过程中有关机关适当复制相关法学作品和实证材料则更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三、促进竞争与版权限制竞争政策也可以为版权限制

8、提供依据。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机制能够促使市场主体生产或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却赋予权利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作品的供给量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