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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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陈康哲学译介思想述评陈康（1902-1992），江苏扬州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著有《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智慧亚里士多德寻求的学问》、《论希腊哲学》、《陈康哲学论文集》等作品，译注《柏拉图对话集》之《巴门尼德斯篇》。其学术思想颇受中西学界重视，被哈佛大学哈桑教授誉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第一权威，贺麟则称他为钻进古希腊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与他在古希腊哲学上的造诣和研究成果相比，其翻译在量上并不突出。然而，其译介思想、译介观点却异常

2、丰富，并独树一帜，卓然自立，为近现代西学译介观分野开启一新方向。　　一、诠释译事三原则，以信为尊　　陈康从事哲学翻译与他对古希腊哲学研究密不可分。1937年，抗战爆发，次年八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从长沙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大，众多学术名流汇聚于此。1941年，贺麟在昆明发起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推进西方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希望陈康能参与其中。他遂在授课之余，经八九个月的时间完成《巴门尼德斯篇》约20万字的翻译和至于信、达与雅的关系，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写到：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

3、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辞，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2]17从而将雅放在了比信、达更为重要的地位。与严复相比，陈康则给予雅最低程度对待，认为它只是翻译中的脂粉，甚至只是一种补充和装饰。特别是，为雅而雅，往往会与信发生冲突，从而降低信的质量。　　对比陈康与严复在翻译标准上的认知，陈康无疑独辟蹊径，破二立一，将达和雅与信区别对待，降低其在翻译原则中的价值，以彻底忠实于原文为翻译的鹄的，将信绝对化。然而，如果详细考察陈康的

4、论说则又明显内涵着一个鲜明的前提：即它是以艰深的哲学翻译为前提。作为一门反思的学问，智慧的学问，哲学素以抽象思维为其特征，对普通大众而言，如果缺乏必要的学术修养和知识储备，直接进入艰深哲学原文绝非易事，陈康正是看到这一点，从而以信为坚守，以具备相应知识储备为要件，将其翻译立场推向极致。毕竟，在文学、美学和其他社会学方面，如果原著的义理本身通达无碍、朴实易懂，则信、达、雅的权重自然会因时而变，甚至相辅相成。　　二、重视理想译品，重建学术自信　　自汉代佛经翻译以来，中华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从事翻译方面从未停止。其中不少作品几经翻译，成果蔚为大观。《金刚经》、

5、《心经》、《法华经》、《梵网经》、《无量寿经》、《楞严经》、《维摩诘经》、《二十四章经》、《金光明经》等众多经典均有不同译本。其中，不少译本甚至超越其母语，从而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近代以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便有胡仁源本、蓝公武本、牟宗三本、韦卓民本、邓晓芒本和李秋零本等众多译本。这并非译家的自我标榜或重复劳动，而是他们对理想译品的不懈追求，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想超越原著本身，进行创造性诠释。正如著名哲学家贺麟所言：翻译为创造之始，创造为翻译之成，外来思想的翻译对于激发中华文化的创新伟力也是有价值的。有些人错误地把翻译看成传声筒，认为从事翻译的人没有创造个

6、性；殊不知在学术事业和文化交流中，做一个好的传声筒也非易事[3]。可见，翻译并非只是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文字转换，而是需要译者的主动参与和自觉投入，才能成就理想的译品。　　对陈康而言，翻译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它既是一个民族学术能力的重要展现，又是译者个人特长的表达。为此，他对其所在的哲学编译委员会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能从里面产生理想的翻译文本，展示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卓越才华。他说：现在或将来如果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

7、，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1]10所以，从事翻译必须树立远大理想，持之以恒，在原著的基础上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这既是对原著本身的尊重，也是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肯定和鞭策。　　在陈康看来，好的翻译或理想的译品，其本身蕴含着一些内在规律和要求，它是构成翻译作品的基本要件。首先，它不仅能为不了解原文的人提供另一种文化思想，而且可以反哺其原著的校勘工作。他说：翻译只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的。毫无疑问，翻译是为了不解原文的人，然而不只是为了不解原文人的；反之，在学说方面有价值的翻译，同时是为了解原文的人所不可少的。凡是稍稍懂得些西洋古代哲学研

8、究中校勘部分的人，皆将毫不迟疑地赞同这话。试问：谁校勘柏拉图的或仆罗丁的著作不参